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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那床被子盖住了整个城市，盖住了机场，盖住了她，盖住了他。但他已经在被子的另一边了。
寒假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邱莹莹每天都去花店。
不是因为有太多事要做——寒假的花店比平时更淡，客人少到一整天都难得有几个人进来。她坐在收银台后面，泡一杯茶，茶叶在热水里慢慢地舒展开来，茶汤的颜色从透明变成浅绿，从浅绿变成黄绿，从黄绿变成深绿。她看着那些变化，看着茶叶一片一片地沉到杯底，沉下去的姿势各不相同——有的直直地落下去，有的翻着跟头落下去，有的在杯壁上停了一下再落下去。她一杯茶可以喝一个下午，喝到茶凉了，加水，凉了再加，加到茶叶没有颜色了，加到茶汤和白水没有区别了，她还在喝。
她在等消息。不是那种“他为什么不回我”的等，是那种“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我所以我很安心”的等。维也纳和这里有时差，七个小时。她早上的时候他还在深夜，她吃午饭的时候他刚起床，她吃晚饭的时候他在练琴，她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在吃午饭。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生活着，她的白天是他的黑夜，他的白天是她的黑夜。太阳在两个人之间来回跑，跑到她这里的时候他那里就黑了，跑到他那里的时候她这里就黑了。太阳很忙，但太阳不累，因为太阳知道有人在等它。
李元郑的消息总是很短。每天早上她醒来，手机里都会有他发来的消息——不是“早安”，不是“我想你”，是一张照片。有时候是酒店窗外的天空，有时候是钢琴的黑白键，有时候是餐桌上的一杯咖啡，有时候是路边的一朵不知名的小花。维也纳的冬天很冷，花很少，但每次都能被他发现一朵。
她把那些照片存进了手机里那个叫做“星星”的相册。相册里已经有几十张照片了——从最早的那张语文课本扉页上的字，到英语练习册上的铅笔笔记，到满天星开花那天的标签，到那盆六月雪的玻璃瓶，到机场那天他过安检前的背影，到这些从维也纳发来的、像素不高、构图随意、但每一张都让她看了很久的照片。她把相册的封面设置成了满天星的那张标签，“真心喜欢”四个字被放大在手机屏幕的中央，每一个笔画都清晰可见。
爷爷看她每天坐在收银台后面发呆，有时候会走过来，把一杯新泡的茶放在她面前，把旧的那杯收走。他不说“你不要等了”，不说“他会回来的”，不说“你开心一点”。他只是把茶换了，把凉的换成热的，把没味道的换成有味道的，把她的注意力从“等”这件事上暂时地、短暂地、像蜻蜓点水一样地移开。
“爷爷，他什么时候回来？”邱莹莹有一次问。
爷爷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看着她。“他走的时候说什么时候回来？”
“过年之前。他说过年之前一定回来。”
“那就过年之前。他不会骗你。”
邱莹莹端起新泡的茶，喝了一口。茶很烫，烫得她舌尖有些麻。她把茶杯放下，伸出舌头，用手扇了扇风。爷爷看着她那个样子，笑了。
“你跟小时候一样，吃不了烫，每次都要吹半天，吹凉了喝一口，又凉了，又去热，热了又烫，烫了又吹。”
“爷爷，你记性真好。”
“记性好什么？老了，记性不好了。”爷爷把老花镜戴上，坐回收银台后面，翻开账本，“你小时候的事忘不了，昨天的事记不住。这叫选择性的记性好。只记想记的。”
邱莹莹看着爷爷的侧脸。他的侧脸在收银台后面的灯光里显得很柔和，皱纹从眼角延伸到太阳穴，从太阳穴延伸到额头，从额头延伸到鼻翼两侧。那些皱纹是笑纹，不是愁纹，是笑了太多次、笑了一辈子的痕迹。她忽然想到，爷爷等奶奶等了三年——不是等回来，是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三年，一千多个日夜，他一个人守着花店，养大孙女，等一扇永远不会再被推开的门。她等李元郑才等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和三年比，像一个水分子和一片海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她把茶杯放下，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翻开和李元郑的对话框。
她打了一行字：“今天花店来了一只流浪猫。橘色的，瘦瘦的，尾巴很短。爷爷给它喂了鱼骨头，它吃了，看了爷爷一眼，走了。”
消息发出去之后，她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复，他在睡觉，那边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她把手机放进口袋，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风铃响了一声，铜制的铃铛在冬天的阳光里闪了一下。阳光很淡，淡到像隔着一层薄纱照下来的，不热，但亮，亮到可以看清街道上每一个行人的轮廓。那只橘色的流浪猫蹲在对面的台阶上，舔着爪子。
她看着那只猫，猫也看着她，猫的眼睛是琥珀色的，透明的，像两颗被打磨得很光滑的、里面困着阳光的石头。猫舔完爪子，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前爪撑在地上，屁股撅得高高的，伸完之后看了她一眼，转身走了。尾巴竖得直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