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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地聊了起来。他说这几年洛阳变化大,修了地铁,建了新机场,房价也涨了不少。河生听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心思却飞到了别处。
翟泉村还是老样子,只不过路更宽了,房子更新了,年轻人更少了。河生站在村口,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房子,心里有些恍惚。他想起了小时候,村里的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下雨天泥泞不堪。孩子们赤着脚在泥水里跑,溅得一身泥巴。大人们扛着锄头下地,脸上满是汗水。那些画面,像老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在脑海里播放。
他们先去看了大哥的房子。大哥的房子在村东头,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外墙贴了白瓷砖,看起来很气派。院子很大,种着几棵果树和一片青菜。枣树就在院子的角落,是母亲生前种的那棵,树干已经很粗了,树冠像一把大伞,遮住了半个院子。冬天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老人的手臂。
“树还在。”河生说。
“还在。”大哥说,“每年还结枣,很多。”
河生走过去,摸了摸树干。树皮很粗糙,像老人的手,有一条条的裂纹和树疙瘩。他想起小时候,爬树摘枣,母亲在下面喊:“慢点,别摔着。”他不听,爬到最高处,摘最红的枣。枣很甜,脆生生的,咬一口,汁水四溅。母亲把枣晒干了,留到冬天吃。干枣皱巴巴的,但更甜,更有嚼劲。
“妈要是还在,看到这棵树,一定很高兴。”大哥说。
“是啊。”河生说。
三
下午四点,他们去了小浪底水库。大哥开着那辆旧面包车,沿着黄河大堤往西走。路是柏油路,很平整,两边种着杨树和柳树。冬天的树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清晰,像一幅幅素描。田野里,麦子已经出苗了,绿油油的,在冬天的阳光下闪着光。
“到了。”大哥把车停在大坝下面。
河生下了车,仰头看着大坝。大坝很高,有一百多米,像一道巨大的城墙横在黄河上。坝体是灰色的混凝土,在冬日斜阳的照射下泛着一层淡淡的金光。水流从泄洪口涌出来,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像打雷一样,震得脚下的地面都在微微颤抖。他沿着台阶往上走,走到坝顶。大哥跟在他后面,走得很慢,腿脚不如以前利索了。
站在坝顶,放眼望去,整个水库尽收眼底。水很蓝,很平静,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群山之间。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在暮色中显出青黛色的轮廓。夕阳在水面上铺开,碎金万点,随着微波荡漾。河生站在栏杆边上,看着那片水域,想起了小浪底村。村子就在水下面,六七十米深的地方。那里有他的家,他的童年,他的记忆。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德顺爷。他们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大坝上。
“河生,你说咱们村就在那下面?”大哥指了指水库中间。
“对。”河生说,“就在那下面。”
“再也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水面。风从水面上吹来,带着水汽和鱼腥味,凉飕飕的,像冰凉的丝绸拂过脸颊。河生缩了缩脖子,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铜铃还在,沉甸甸的。
“德顺爷的船呢?”河生问。
“早没了。”大哥说,“水库修好后,船就没了。”
“德顺爷要是还在,看到这大坝,一定很高兴。”
“是啊,他常说,黄河不修坝,迟早要发大水。修了坝,下游的老百姓就安全了。”大哥顿了顿,“他说得对。”
河生想起德顺爷临终前说的话:“河生,黄河的水,流到哪儿都是黄河的水。你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自己是黄河的儿子。黄河的儿子,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不低头,不认输,不怕苦,不怕累。”那些话,像刻在他心里一样,清清楚楚,一个字也不曾忘记。
四
从大坝下来,天已经快黑了。河生和大哥去了翟泉村的老坟。母亲的坟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面向黄河。坟不大,立着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先妣陈母李氏之墓”。碑前的石台上放着香炉和供品,旁边种着两棵松树,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松树的枝叶在北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声私语。
河生跪在坟前,点燃了纸钱和香。纸钱的火焰在风中跳跃,橙红色的火光映在他脸上,把皱纹照得很深。香气袅袅升起,混着纸灰,在暮色中飘散。他从包里拿出一瓶酒,打开,洒在坟前。酒是二锅头,母亲生前最爱喝的牌子。她一般不喝酒,但过年时会喝一小杯,喝完脸红红的,笑眯眯的,很好看。
“妈,我来看您了。”他在心里说,“您在那边还好吗?”
他没有说出口,但眼泪已经流了下来。大哥也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他的动作很慢,腰弯下去,再直起来,弯下去,再直起来,很费力的样子。
“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