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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是立刻就明白了。
那支鲜红的笔，在会议名单上画下的圈，不是荣誉，而是靶心。
三天后，厂部下达的任务像一块冰冷的铁砣，砸在了我们废料组每个人的心上——加工三百套铆钉托架，限期七天。
消息传开，整个小组死气沉沉。
三百套托架，对锻工班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们这个只有老弱病残和几台濒死设备的废料组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更致命的是，组里唯一能用来精加工平面的手摇刨床，就在任务下达的当天下午，在一声刺耳的尖啸后，主轴应声断裂。
我冲过去检查，心沉到了谷底。
断口齐整，是典型的金属疲劳。
我立刻打了报告给动力科，得到的回应冷漠而公式化：“等着吧，前面排了十七个维修单，最快半个月。”
半个月？七天的任务，等半个月维修？这分明是绝路。
组里的老少爷们儿围着那台瘫痪的机器，一张张脸上写满了绝望。
有人蹲在地上，抱着头，半晌才憋出一句：“这他娘m的……是想把我们往死里整啊！”
夜幕降临，李春花大姐趁着打扫卫生，悄悄凑到我耳边，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小林，我听库房的人说了，今年的棉鞋配额，全看这个月的工分。你们组要是完不成……这个冬天，怕是都要光脚了。”
一句话，让本就冰冷的空气瞬间凝固。
在北方零下二十度的严冬里，没有棉鞋意味着什么，我们比谁都清楚。
那不是过得好不好的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那一晚，我没有回家。
我揣着一盒火柴，独自一人钻进了厂区最偏僻的报废机床堆。
这里是红星厂的坟场，堆满了从建厂以来淘汰下来的所有钢铁残骸。
我一根根地划亮火柴，昏黄的火光在锈迹斑斑的钢铁丛林中跳跃，映出我焦灼的脸。
我的脚步最终停在一台巨大的、покрытойтолстымслоемпылиимасла的机器前。
即使在黑暗中，它那极具暴力美学的轮廓也清晰可辨——苏联C6—20型精密车床。
这台机器是厂里的传奇，也是禁忌。
三年前，一名老资格的师傅酒后操作，强行挂错了挡位，直接导致变速箱内一组关键齿轮崩碎，主轴抱死。
动力科组织了两次抢修，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在图纸已经上交档案室封存的情况下，这台功勋卓著的设备被定性为“永久封存”，扔进了这里，成了一堆昂贵的废铁。
我伸出手，用力拂去机床导轨上厚厚的油泥。
火柴的光芒下，那经过高频淬火的燕尾导轨，依然闪烁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金属光泽。
我用指甲在上面轻轻划过，触感平滑坚硬，几乎没有一丝划痕。
精度还在！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成型：这台“死机”，我必须让它活过来！
用它来加工托架，精度和效率远非那台手摇刨床可比。
第二天清晨的生产例会上，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递上了一份手写的维修申请。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以及我手中那份薄薄的纸上。
主持会议的生产副主任赵德贵，那个在名单上用红笔圈出我名字的人，甚至没有伸手去接。
他只是抬起眼皮，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讥讽。
“林钧，你一个废料组的学徒工，脑子没坏吧？”他慢条斯理地开口，声音不大，却传遍了整个会议室，“申请维修C620？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永久封存设备！是国家的固定资产！你有什么资格碰？”
话音未落，他猛地伸手夺过那份申请，连看都没看，两下就撕了个粉碎。
纸屑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在我脚下。
“别以为自己看了几本破书，就真把自己当工程师了！给我安安分分地待在你的废料堆里，别整天想着一步登天！”
他声色俱厉，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脸上。
周围的人群里，有同情，有幸灾乐祸，但更多的是沉默。
没人敢在这种时候为我说话。
我死死地盯着他，把牙咬得咯吱作响，却一言不发。
我知道，任何辩解在此刻都毫无意义。
散会后，我像一头被激怒的孤狼，独自走在空旷的走廊上。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清冷的声音叫住了我。
是苏晚晴。
技术科的女神，厂长的千金，也是全厂青年技术员心中遥不可及的白月光。
她快步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四周，确定没人后，才压低声音，语速极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