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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黄伟再次来到北京。
这次他带来的不是测试仪，而是一沓订单。
“赵工，好消息！”他一进门就嚷嚷，“你们那一千片芯片，不到两个月就卖光了！
客户反应很好，特别是功耗低这一点，用在便携设备上特别合适。
这是新订单——三千片，价格提高到3.5美元一片！”
赵四接过订单，翻看着。
有香港本地的，有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甚至还有一家印度的公司。
“印度？”他有些意外。
“对，印度那家公司是做计算器的。”黄伟说，“他们原来用Intel的8080，但太贵，利润薄。
你们的芯片便宜，功耗低，他们算过，改用你们的芯片，每台计算器成本能降两美元。
一年几十万台的量，你想想。”
陈星在旁边算了一下，倒吸一口凉气：“几十万台？那得多少芯片？”
“所以我说，市场大得很。”黄伟得意地笑，“只要你们产能跟得上。”
赵四沉吟了一会儿：“黄先生，这三千片，可以给你。但有个条件。”
“您说。”
“以后的订单，必须有一部分用外汇结算，直接打到国家的外汇账户上。”
黄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赵工，您这是为国家创汇啊。
行，没问题。国家需要外汇，我懂。”
他伸出手：“那就这么说定了。三千片，3.5美元，一半现汇，一半港币。”
两人握手。
陈星在一旁看着，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三年前，他们还在为“长城二号”的功耗问题发愁。
一年前，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搞商业化。
现在，芯片已经卖到国外，为国家赚外汇了。
这条路，真的走通了。
1980年5月，第一批出口芯片的货款到账。
30万美元，一分不少，汇进了中国银行的外汇账户。
赵四拿到通知单时，手有些抖。
30万美元，在1980年，是一笔巨款。
可以买两台进口的光刻机，可以建一条新的生产线，可以培养几十个留学生。
但更重要的，不是钱。
是证明。
证明中国人造的芯片，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竞争力。
证明这条路，是对的。
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张通知单，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香山的树已经绿了。
春天的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他想起了李老，想起了楚老，想起了那些已经离开的人。
如果他们还在，看到这一幕，会说什么？
大概会说：“好，走对了。”
赵四的眼眶有些湿。
他转身，拿起电话：“喂，食堂吗？今晚加个菜，我请客。
对，所有人都叫上。
为什么？
今天是个好日子。”
晚上，基地食堂里热闹非凡。
几十个人挤在一起，饭桌上摆满了菜——红烧肉、糖醋鱼、炒鸡蛋、炖豆腐，还有几瓶啤酒，是赵四自己掏钱买的。
“来，大家举杯。”赵四站起来，“第一杯，敬李老、楚老，敬所有为这条路付出过的人。”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起杯子。
“第二杯，敬你们。”赵四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敬陈启明，四年如一日，头发白了一半。敬林雪，为了光刻胶配方，差点把自己烧了。敬张卫东，眼睛都快瞎了还在写代码。敬杨振华，永远在算，永远在推。敬陈星，从陕北来，成了咱们最年轻的骨干。”
他顿了顿：“敬所有人。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
“敬赵总工！”陈启明喊了一声。
“敬赵总工！”所有人都跟着喊。
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喝醉了。
陈启明抱着林雪哭，说对不起老婆孩子，这些年没顾上家。
张卫东趴在桌上睡着了，嘴里还在嘟囔着代码。
杨振华一个人坐在角落，推着眼镜，难得地笑了。
陈星扶着醉醺醺的同事，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宿舍。
赵四没醉。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
月亮很圆，很亮。香山的轮廓在月光下清晰可见。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1967年第一次见到李老，想起1971年“天河工程”的第一个数据节点，想起1975年“长城一号”的第一次流片，想起1978年“长城二号”的设计定型，想起今天——1980年5月，第一批芯片出口，30万美元到账。
十五年了。
从一个想法，到一颗芯片；从一颗芯片，到一千片出口。
这条路，走了十五年。
但值得。
因为路的尽头，不是30万美元，不是出口订单，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
路的尽头，是一个国家的自主，一个民族的自信。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轻轻地说：“李老，楚老，你们看到了吗？咱们做到了。”
夜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在回应。
赵四转过身，看着食堂里那些东倒西歪的战友们。
他们还在笑，还在闹，还在为这个小小的胜利狂欢。
还早。
前面还有很长的路。
但有了这群人，有了这份心，什么路都能走通。
他笑了笑，走过去，把一件外套披在睡着的张卫东身上。
窗外，月光洒满大地。
1980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
但属于中国芯片的春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