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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渡的土是黏的。
梅雨刚停的清晨，林深把考古铲从半米深的泥里拔出来时，铲刃上挂着的褐红泥层还裹着一缕半腐的蓝印花布纤维。他指尖蹭过那点碎布，指腹立刻沾了层极淡的赭色，不是泥锈——是陈年的血。
导师上周把这份野外勘察任务交给他时，只丢了半册卷边的《清平县志》，扉页用蓝墨水批注了一行小字：桑榆渡西，光绪十七年，连丧七人，案悬未决，土下有异。
这里是闽北群山夹出来的一道河谷，前些年要修通乡公路，清出来的规划线刚好切过渡头那片荒了半世纪的杂树林。村支书老陈头蹲在田埂上给他递烟，皱纹里嵌着化不开的谨慎：“林工，挖归挖，要是碰着什么刻了字的石头，可千万别随便动。我们这辈人从小就听老人说，渡头的地是块‘记恨土’，埋在里面的东西，没个痛快说法，就容易闹得人睡不安稳。”
林深是科班出身，向来不信这些乡野怪谈。他笑着把烟推回去，低头用毛刷扫开刚清出来的表土，半块刻着缠枝纹的青石板边缘露了出来。可毛刷扫到石板缝隙的瞬间，他手腕突然顿住——那缝隙里卡着半只银鎏金的耳坠，托座是朵垂着露珠的茉莉，钩尖还缠着一小撮深褐色的长发。
头三天的勘察顺得反常。
那片青石板的范围比预想中大，清理到第四天下午，一座清代中期的合葬墓的轮廓慢慢显出来。规制不高，没有墓志铭，棺木早就朽成了泥，只在棺床位置清出几样普通的银簪、陶罐，唯一特殊的是，墓里并排摆着两具骸骨，左侧的骸骨肋骨间嵌着半柄锈得只剩残片的短刀，右侧那具的指骨全部呈不规则的断裂状，像是死前用手狠狠抓过什么坚硬的东西。
村头的老阿婆听说挖到了无主古墓，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跑过来，站在警戒线外往坑里瞥了一眼，突然就红了眼。她叫陈素英，今年八十七，是整个桑榆渡最年长的人。
“这是阿望和阿荞的墓啊。”老阿婆的声音抖得像被风刮着的树叶，“我娘活着的时候，总说他俩是世上最傻的人，就这么被人害了，连个正经名字都没留在碑上。”
林深立刻把老人请到临时搭的板房里，倒了杯热茶。关于桑榆渡的旧案，县志里只有那一句寥寥的记载，所有的细节都像被雨季的洪水冲过，只剩模糊的碎片，而老阿婆的记忆，刚好是把碎片拼起来的第一块图板。
光绪十七年的桑榆渡，是闽北茶路上最热闹的中转码头。上游下来的茶船在这里靠岸，把武夷山的正山小种装上车队，往江西运。当时渡头最大的茶行叫“和顺祥”，东家叫沈从安，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夫家死得早，一个人撑着偌大的家业，为人却极为刻薄，收茶的时候压价，给船工结算工钱的时候短斤少两，渡头的人暗地里都叫她“沈阎王”。
阿望是和顺祥里最年轻的船工，二十出头，父母早亡，水性是渡头最好的，再大的洪水都能扎进水里把翻了的茶箱捞上来。阿荞是沈从安买来的丫头，比阿望小两岁，平时在茶行里炒茶、晒茶，两个年轻人天天在渡头的茶山上碰面，一来二去就动了心。
“我娘说，阿荞炒出来的茶，香得隔三条田埂都能闻见。”陈素英阿婆抹了把眼角，“她攒了三年的月钱，给自己打了那对茉莉耳坠，说等攒够了赎身的钱，就跟阿望去南平讨生活，开个小茶铺，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变故就出现在那年的春茶季。
有一队从福州来的茶商，带了现银要收走和顺祥全部的头春茶，总价是三万两白银。沈从安高兴得很，跟人签了合约，约定等船队把茶运到下游码头，一手交茶一手兑银。可就在船队出发前三天，三十箱最上等的头春茶，一夜之间全部不见了。
三万两白银是沈从安的全部身家，茶丢了，她赔给福州商人的违约金就要让她倾家荡产。她疯了一样在渡头搜，最后有人指证，说前一天深夜看见阿望和阿荞两个人，偷偷划着小舢板往上游去，船板上堆得高高的，全是茶箱。
“沈从安当场就带人把阿望和阿荞绑了起来。”阿婆的声音开始发颤，“阿望说茶不是他们偷的，可从他们住的柴房床底下，搜出了一把茶行的库门钥匙，还有一包碎银子。怎么辩解都没用啊，沈从安说要把他俩送到官衙，可第二天一早，有人就在渡口的老榕树下，看见了他俩的尸体，身上全是伤，脖子上还套着捆茶箱的粗麻绳。”
当时的清平县令收了沈从安的银子，随便走了个过场，就定了案，说这俩人是偷茶的窃贼，畏罪自杀。因为是“贱民”，又是带“罪名”死的，不能进族里的坟山，沈从安随便找人打了口薄皮棺材，把俩尸首往渡头的荒地里一埋，连个碑都没给立。
可奇怪的事，从他俩死的那天起，就没完没了。
先是负责运茶的船队，出发那天在渡口遇上了突来的龙卷风，半船人连茶带船沉在了江里，捞上来七具尸体，正是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