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大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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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听朱翊钧言说自己《陈六事疏》并未触及天下之大弊，心中一凛。忙端正仪态，垂手静听。
    朱翊钧先问道：“依先生看，若六条齐做，十年后，天下将如何？”
    张居正闻言沉思了一会儿，方道：“或可见仁宣之世也。”
    朱翊钧又问：“朕之后百年，将如何？”
    张居正见朱翊钧谈的如此深入，看了一眼起居注官，欲言又止。
    朱翊钧会意，转头对那个叫肖隆巍的起居注官儿道：“你且记着，其后删减增添，都由张师傅做主。”那官儿应了。
    自有了左右史、起居注等史官以来，这起居注的修订臧否之权都在皇帝手里，其他人未请旨而删改一字，即触犯“擅做起居注”之法令，最轻的也是绞刑，一般都是抄家杀头，恶意丑化皇帝的，也可能夷三族。
    朱翊钧授权张居正删减，即是让他畅所欲言的意思。
    张居正见皇帝这般，知道这问题躲不过了。他于史、儒两道，也算小宗师级人物，如何不明白皇帝的意思。沉吟了一会儿，方回道：“臣年齿已近半百，熟览历朝政治得失，却未得一法而传洪业致无穷也。”虽未正面回答，但也委婉的说出了对未来的预判。
    朱翊钧听了，点点头又问：“国与家之别，张师傅如何看？”
    此时的全世界，尚未全面生发国家主义的概念。大概六十年前，意大利人马基雅弗利才写出《君主论》，其中提出的国家主义概念流传未广。欧洲各国也都和明朝一样，“朕即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君主为国人的父母，民众为君主的赤子。
    君主爱民，如父母之爱赤子；子民敬君，如子女孝顺父母。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即以“孝”治天下，其根源在此。
    果然张居正听了，立回道：“家国社稷，本为一体，焉有区别？”
    朱翊钧听了，也没和张居正辩驳，只轻轻点头。又问：“华夷之别又如何？”
    这问题有标准答案，张居正虽不明白朱翊钧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何意，却朗声回道：“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本朝刘文成公（按：刘伯温）言‘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
    张居正的意思很清楚，蛮夷和中国人不是一类，他们是禽兽，咱是人。
    朱翊钧闻言道：“若其习中国礼仪，用中国文字，变蛮为俗，则如何？”
    张居正老师傅了，闻言轻笑道：“皇上圣学辑熙，岂不闻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臣乃楚人，春秋时，楚人曾为蛮夷也。”
    朱翊钧点头道：“今日在师傅面前，略述弟子之大志，老先生愿听乎？”
    张居正听闻朱翊钧三问，心中有所预感。此时忙站起身，肃立道：“臣愿闻。”
    朱翊钧朗声道：“朕欲九州同贯，都沐华夏之风；凡日月所照，皆为皇明之土！”
    张居正心道果然，暗自苦笑。面上却做出激动之色，跪地回道：“皇上欲赫然奋发，威加四海，臣闻之不胜雀跃欢欣之至也！”说罢叩头不语。
    朱翊钧叫起，仍让他回座。笑道：“师傅却瞒我了，朕刚说这天下‘呈土崩瓦解之相’，却立下这般志向，岂非前后矛盾？”
    张居正闻言不语，他实在搞不清朱翊钧葫芦里的药，只暗暗在心里打着腹稿，打算予以劝谏。转念又暗思道：这皇上还是年岁小，咱小时候，不也欲开万世之太平么，不足为奇也，志可鼓而不可泄。
    听朱翊钧又道：“师傅必以为吾妄言了，其实，朕这志向要达成却也有路可寻，只不过要步步为营罢了。首先，期以十年，除去天下之大弊！”
    张居正闻言知道正题来了，见朱翊钧竖起手，扳手指言道：“大弊为何？试为师傅言之——一是民智不开、书蠹汲汲，空言四书八股，而治政、实务人才缺乏；二是工商不振、腐败腥膻遍地，税银中央不得；三是田亩不足，农桑之良种、农器、农学推广不力，致粮少民饥；四是马政废弛，边防不修，士兵饥馁、将官文恬武嬉而无战力；
    “五是南方水利河工不修，北方滥砍滥伐而致灾患频仍，生民辗转流徙；六是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死而不能救，致盗贼蜂起；七是纲纪不振，诏令不行，臣工空谈误国；八是宗室累赘，空耗国帑；九是空谈华夷大防，而无一策羁縻众虏，致边患不断。十是宫廷虚大、厂卫横行，致使天下奉一人而民力仍竭也。'”
    “吾所言这十条大弊，师傅闻之如何？”
    一口气将十条大弊说了出来，朱翊钧自己心里先压上大石头，面上寡寡的，喝了口茶水。
    张居正肃容听了，虽然寒风凛冽，仍出了满头大汗。朱翊钧所言时弊，远超其《陈六事疏》中所言，其中人才、工商、宗室、厂卫诸项，张居正岂能不知？但畏难、畏祖宗家法耳！
    他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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