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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管理国家社会。
因此,道德对于统治,不是必需品,而是辅助品。
德治理论当然是一种进步,是统治者成功的好途径,但要分清主次,谁是成绩谁是途径。衡量标准应该是以成绩,而不是以途径为标准。赵构再有德治措施,成吉思汗再凶暴,赵构也无法获得高于成吉思汗的评价。因此,对
于帝王,衡量不能用道德为标准,应以功业为标准。
这是古代政治,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更加没底线,更加赤裸裸!
没办法,西方政治观念中,道德本身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关于西方文明道德水平如何,不妨先看一看两位名人的观点:其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不无担忧地指出:“我们虽然在技术上已进入原子时代,但道德上却仍停留在旧石器时代。”即,汤因比认为西方道
德还在万年之前。
其二,1960年英国蒙哥马利访华时,教员曾经指出:“西方人的道德标准太随意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标准就降低。”
网上,有人宣称“我抽烟、喝酒、我滥交,我喜欢逛夜店”,但结论却是“我是好女孩”,比这个还荒谬的是西方文明,在过去500年内“我杀人,我放火、我殖民、我抢劫,我欺骗”,但结论却是“我最道德”。虽然没做过这些
事的国家未必“道德”,但做了这些事情还宣称“我最道德”,显然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所谓“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以其行为而论,说西方文明缺“德”并没有冤枉它。问题在于:西方文明为何缺“德”,背后原因何在?
其实就是西方缺位轴心时代。
所谓“轴心时代”,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提出,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出现重大突破。轴心时代的轴心文明主要是中国、古希
腊、印度等少数几个。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关注“人”,比如孔子“仁人、爱人”,墨子“非攻、兼爱”等。后世中国人文道德框架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奠定的,不光有相关理论,而且还有实现的标准,西汉董仲舒将孔孟
的君子标准总结为“仁义礼智信”。古希腊的人文道德体系,虽然没有中国这么完善,但也开始关注“人”,也有一些道德建设。
问题在于:即便古希腊真的存在,即便欧洲宣称“古希腊文明是欧洲的纯洁的童年”,但一方面如今的欧洲人并不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也不是罗马人的后裔(罗马时代,现在欧洲人还是蛮族),一方面欧洲是在文艺复兴时
才“发现”阿拉伯人保存、翻译的古希腊典籍,此后只是吸收了部分古希腊思想,不是,也不可能完全继承古希腊文明。因此,西方没有经历过轴心时代的爆发,自然也没能早早的开启重视“人文”的时代。当然,没有经历轴心时代
并非重点,因为接下来依然可以开启人文时代,建立相应的道德体系。
根据西方历史记载,罗马时代基督教成为“国教”,此后到启蒙运动,宗教都一直统治着欧洲,王权需要来自教会代表的“神意”的认可,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因此,这一阶段总体为“宗教统治时代”,那么此时西方有没有建立道
德体系呢?首先,圣经中最大的道德是信仰耶和华,十戒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反之,最大的不道德是不信耶和华,异教徒是没有道德的,是野蛮的,恰如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所说:“如果没
有上帝,道德何以可能?”因此,有没有道德的第一前提是信不信耶和华。其次,圣经中也有一些道德要求,比如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等”等,但总体比较零碎,
远没有到形成体系的程度,更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同时,中国有完整的道德体系,圣经中自然没有,也不允许有。
总之,西方宗教统治时代,没有建立道德标准体系,只是在“教友”范围内形成了一些道德规范,略有“人文”上的突破。尤其重要的是,这种道德规范并不适用于异教徒,教会主导的、以国家为骨干的十字军东征的诸多暴行就
是明证。
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开始重视“人”,启蒙运动时更是提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等等,看起来很美丽,但问题有二:首先,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核心都与反对宗教束缚密切相关(中国没有宗教束缚,有人遗憾
中国历史上没有启蒙运动,其实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情,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人文思想,显然会更偏向于突出个人权益的正当性(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私?),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