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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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
    这是一个遭遇命运不济（父母早丧）、生活穷苦之人迫切的内心愿望：有米有面，生活无忧，有亲有爱，有人疼惜。
    小说读来给人一种美好、详和的感觉：你耕田来我作炊。
    然而透过故事浅处，给人余下的却是一抹悲凉。
    现实当中正是因为人们尚缺失这些于人而言最基本的东西（温饱、亲情、关怀），所以作者才借小说来抒写虚幻的满足。
    这是一种包裹着温情的悲凉，虚幻之景越美好，内心的酸楚越深切。故当谢端要求“素女”留下时，她“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幸福缥然而至又稍瞬即逝，人无力乞得也无力强留，这也体现了人在现实中对生存、福贵、穷苦的思考。
    以及冤情类的鬼怪小说。
    的确，鬼怪小说中还有一种是述冤情的，这是后来公案小说的源头和雏形。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苏娥》《东海孝妇》《徐铁臼》《弘氏》等。
    《东海孝妇》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孝顺婆母的周青被枉杀的冤案，是后来关汉卿的名著《窦娥冤》的原型。
    “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互，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旛竹而上标，又缘旛而下云。”
    这一描述到了后来成了关汉卿《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
    整篇小说，情节哀怨、幽苦，是对现实官场、政治丑态的控诉，更是对个体脆弱命运的惋惜同情，这惋惜深处又隐含着对顽强生命意志的张扬。
    另有《搜神记·苏娥》写交趾刺史“何敞”，夜宿鹄奔亭时，遇多年前冤死于此亭的鬼魂“苏娥”状告亭长“龚寿”劫财杀人。
    后经查证，何敞终为死者沉冤昭雪，恶人也终伏法受刑。
    这种生前惨遭杀害，死后阴魂告状的小说题材开启了后世公案小说的先河。
    小说风格沉郁、阴晦，读来让人心生愤慨，虽然文末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情节安排，然而虚幻中沉冤得雪给人的暂时性安慰却也让人生出深感现实黑暗、无由申辩的怆痛。
    这是社会丑的内容，以生命丑（死）的形式托显，倾诉了作者内心积压已久的怨愤。
    至此，鬼怪小说实现了它向“讽世劝诫”原型的过渡。
    于明清之时，鬼怪类小说成了寄喻作者批判精神的讽喻作品的集中表现，这是鬼怪小说在成熟时期表现出的最具特征的价值，预示了小说文体的高度成熟，也是鬼怪题材在小说运用中的最终成熟。
    《聊斋志异·席方平》：小说叙写席方平赴冥界代父伸冤的故事，于阴曹地府所遇皆是贪官酷吏。
    他状告富豪羊某，城隍“以所告无据”而驳回，他“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又被推回城隍复审。
    忿恨不平的席方平，一纸诉状告到冥府，谁料阎王也是个贪赃枉法之辈，最终不得已到天庭之上找到二郎神才沉冤得雪。
    小说，托言鬼神实则影射现实社会。
    逐级上诉，它所讽刺、鞭挞的已不再是某一官吏的罪恶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与黑暗。
    这是一篇十足的讽世之作，是鬼怪小说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以往学者们在分析鬼怪类小说时，多认为是一种异闻琐见，没有什么艺术、社会现实价值。
    直至明清时，鬼怪小说才得到人们的重视，《聊斋志异》在文学界的重大影响便是明证。
    然而即使是《聊斋志异》，其被抬高、甚至被列为艺术巅峰之作，其价值也仅是从反映论的角度量测，认为其成就在于小说借鬼怪讽刺了现世的黑暗，有着积极的现实批判性。
    然而事实并非全部如此。多数鬼怪小说均系文言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中文言小说一派，区别于晚出现的话本体小说，前者以抒情性为主，后者则受话本“说话人、听众”的创作接受样式制约，以记述性为主。
    抒情性的小说是作者于小说中寄寓了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之所以采取以“虚”（虚幻的鬼怪）寄“实”（真实的内心需求、愿望）的手法。
    一方面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封建专政下对言论的禁锢），另一方面则出自对现实文化、道德风尚的考虑（三纲五常对个体的严格规范和束缚）。
    于政治、文化的约束下，想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内心需求，用虚无缥渺的“鬼怪”作依托，是再巧妙不过的方式了，它避开了现世的利害关系，在虚幻的境界中让自身心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和补偿性满足。
    这种通过鬼怪故事倾诉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中所缺失的东西的强烈乞求、召唤。
    其中所包含的除了对现实社会的讽刺，还有对宇宙时空的思索、对生命存在的理解、对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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