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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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
    这是一个遭遇命运不济(父母早丧)、生活穷苦之人迫切的内心愿望:有米有面,生活无忧,有亲有爱,有人疼惜。
    小说读来给人一种美好、详和的感觉:你耕田来我作炊。
    然而透过故事浅处,给人余下的却是一抹悲凉。
    现实当中正是因为人们尚缺失这些于人而言最基本的东西(温饱、亲情、关怀),所以作者才借小说来抒写虚幻的满足。
    这是一种包裹着温情的悲凉,虚幻之景越美好,内心的酸楚越深切。故当谢端要求“素女”留下时,她“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幸福缥然而至又稍瞬即逝,人无力乞得也无力强留,这也体现了人在现实中对生存、福贵、穷苦的思考。
    以及冤情类的鬼怪小说。
    的确,鬼怪小说中还有一种是述冤情的,这是后来公案小说的源头和雏形。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苏娥》《东海孝妇》《徐铁臼》《弘氏》等。
    《东海孝妇》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孝顺婆母的周青被枉杀的冤案,是后来关汉卿的名著《窦娥冤》的原型。
    “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互,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旛竹而上标,又缘旛而下云。”
    这一描述到了后来成了关汉卿《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
    整篇小说,情节哀怨、幽苦,是对现实官场、政治丑态的控诉,更是对个体脆弱命运的惋惜同情,这惋惜深处又隐含着对顽强生命意志的张扬。
    另有《搜神记·苏娥》写交趾刺史“何敞”,夜宿鹄奔亭时,遇多年前冤死于此亭的鬼魂“苏娥”状告亭长“龚寿”劫财杀人。
    后经查证,何敞终为死者沉冤昭雪,恶人也终伏法受刑。
    这种生前惨遭杀害,死后阴魂告状的小说题材开启了后世公案小说的先河。
    小说风格沉郁、阴晦,读来让人心生愤慨,虽然文末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情节安排,然而虚幻中沉冤得雪给人的暂时性安慰却也让人生出深感现实黑暗、无由申辩的怆痛。
    这是社会丑的内容,以生命丑(死)的形式托显,倾诉了作者内心积压已久的怨愤。
    至此,鬼怪小说实现了它向“讽世劝诫”原型的过渡。
    于明清之时,鬼怪类小说成了寄喻作者批判精神的讽喻作品的集中表现,这是鬼怪小说在成熟时期表现出的最具特征的价值,预示了小说文体的高度成熟,也是鬼怪题材在小说运用中的最终成熟。
    《聊斋志异·席方平》:小说叙写席方平赴冥界代父伸冤的故事,于阴曹地府所遇皆是贪官酷吏。
    他状告富豪羊某,城隍“以所告无据”而驳回,他“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又被推回城隍复审。
    忿恨不平的席方平,一纸诉状告到冥府,谁料阎王也是个贪赃枉法之辈,最终不得已到天庭之上找到二郎神才沉冤得雪。
    小说,托言鬼神实则影射现实社会。
    逐级上诉,它所讽刺、鞭挞的已不再是某一官吏的罪恶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与黑暗。
    这是一篇十足的讽世之作,是鬼怪小说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以往学者们在分析鬼怪类小说时,多认为是一种异闻琐见,没有什么艺术、社会现实价值。
    直至明清时,鬼怪小说才得到人们的重视,《聊斋志异》在文学界的重大影响便是明证。
    然而即使是《聊斋志异》,其被抬高、甚至被列为艺术巅峰之作,其价值也仅是从反映论的角度量测,认为其成就在于小说借鬼怪讽刺了现世的黑暗,有着积极的现实批判性。
    然而事实并非全部如此。多数鬼怪小说均系文言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中文言小说一派,区别于晚出现的话本体小说,前者以抒情性为主,后者则受话本“说话人、听众”的创作接受样式制约,以记述性为主。
    抒情性的小说是作者于小说中寄寓了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之所以采取以“虚”(虚幻的鬼怪)寄“实”(真实的内心需求、愿望)的手法。
    一方面出自政治方面的考虑(封建专政下对言论的禁锢),另一方面则出自对现实文化、道德风尚的考虑(三纲五常对个体的严格规范和束缚)。
    于政治、文化的约束下,想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内心需求,用虚无缥渺的“鬼怪”作依托,是再巧妙不过的方式了,它避开了现世的利害关系,在虚幻的境界中让自身心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和补偿性满足。
    这种通过鬼怪故事倾诉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中所缺失的东西的强烈乞求、召唤。
    其中所包含的除了对现实社会的讽刺,还有对宇宙时空的思索、对生命存在的理解、对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等)价值的探究、对个人心路(痛苦欢娱、满足失落、憧憬绝望⋯⋯)的体味与反思。
    此外幽默类的鬼怪小说也不少。
    而且可以说呈幽默之趣的鬼怪小说是鬼怪小说中风格颇独特的一支。
    它回避对生死、福禄、人情世故、纷繁社会的苦涩思索,率性而为地享用人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世界、社会、人生、自我的洞察、自信与慧黠。
    如《列异传·王周南》《列异传·宗定伯》《搜神记·宋大贤》。
    《搜神记·狗》《搜神记·安阳亭书生》《搜神后记·杨生狗》《幽明录·新死鬼》等。
    《王周南》、《宗定伯》、《新死鬼》的作者们创作小说虽多是为“收集异闻”“发明神道之不诬”。
    但实际上是对“鬼神异事”的批判,对“无神论”的张扬,对人的乐观精神的彰显。
    小说里充满对鬼、怪的取笑、戏谑、揶揄,风格清丽,节奏明快、语言幽默,让读者在莞尔一笑之后得到某种趣味与轻松。
    例如: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衣冠从穴中出,在厅事上语曰:“周南,尔某月某日当死。”
    周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绛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缓入穴。须臾,出语曰:“向日适前语。”鼠入复出,出复入,转
    更数,语如前语。日适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
    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视之,具如常鼠也。(《列异传·王周南》)
    一只身着衣冠,真呼人名讳的老鼠,那种言语狂傲、妆束的可笑在作者寥寥数语中描述得惟妙惟肖。
    鼠怪三次恐吓周南而不成,最终无计可施,颠蹶而死。
    文中周南对妖魔鬼怪采取一种“不理睬”的态度,这“不理睬”里,包含着不被吓倒、不受迷惑、不屑一顾的镇定与自信。
    整个故事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反复品匝,一种自信、刚烈、正气的气节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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