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5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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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中国鬼文化的社会作用的话，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鬼文化的上述突出特点，使得它一经产生，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包括即使在当今社会，鬼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也俯首可见。
    像是随着鬼文化的发展，导致厚葬之风久盛不衰，使得大量财物被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比如作为厚葬的标本，有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有咸阳北原和洛阳北邙山上那一座座栉比鳞次、气象恢宏的汉代陵墓群，有北京的地下宫殿，有河北的东陵、西陵。
    人死了千方百计厚殓丰葬，把珍贵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以至把陶俑、活马、活人塞进坟墓里陪葬的事，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一般达官、显贵也相沿成习，竞相效仿。
    例如《潜夫论(浮侈篇》对东汉贵戚、豪门厚葬的情景作了生动的记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儒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置葬，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植松柏”。
    而与厚葬之风相适应，便是葬礼的隆重繁琐。
    如西汉重臣孙光死后，送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400余人挽送，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送丧。
    霍去病死后，送丧时武帝发属国玄甲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
    由此，厚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构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负担之一。
    《晋书-索琳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
    即新皇帝即位一年后，要从每年所得的贡赋中拨出三分之一来修建皇陵。
    其次无论是上古神治、人治合一时期，还是后来人治、神治分离阶段，鬼文化的盛行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
    因为在上古人治、神治合一时期，“鬼”凌驾于一切政治之上，鬼神的意志直接体现在政治行为上。
    例如，黄帝即是华夏部落集团的首领，同时又是部落中最大的巫师。
    传说他“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后来他与蚩尤逐鹿大战，参战者除华夏部落集团各氏族外，还有四方的鬼神。
    在神治、人治分离的过渡时期，鬼神对社会政治的裁决权仍然表现的十分重要，这从殷商社会可以清楚地看到。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
    国王事无大小，都必需请示鬼神而后决。
    而代表鬼神发言的是巫史，巫偏重鬼神，代鬼神发言用筮法。史偏重人事，代鬼神发言用卜法。国王的行为须征得巫史同意方可。
    到了神治、人治分离后，鬼文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虽然不再具有直接性、决定性特点，但它仍然从思想上、精神上间接地发挥着影响作用。
    如，历代统治者利用祖先崇拜来维护王族地位的神圣性，调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等。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因果报应的鬼文化观念作为政治的补充手段，更是有效地钳制了下属劳动者的思想，起到了维护封建基层政权的作用。
    还有就是历代围绕鬼神有无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要知道在中国思想史上，形神关系的争论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神灭即无鬼，构成了无鬼论。
    神不灭即有鬼，构成有鬼论。
    自春秋战国到汉代，围绕形神关系问题曾有过长期的争论。
    墨子以杜伯鬼魂射杀周宣王、庄子仪鬼魂杖杀燕简公等历史记载为依据，强调鬼神无所不在，主张敬祭鬼神。
    庄周用气的聚散来解释生死现象，强调“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
    孔子则主张敬天法祖，敬鬼神而远之。
    稍后一些的荀况则直接否认人死为鬼。
    汉代桓谭、王充借烛火之喻否定灵魂不死说。
    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入，神不灭论广泛流行，神形关系的争论遂掀起一高潮，无神论者范缜写出《神灭论》名作，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哲学思想。
    到了隋唐之后，形神关系的争论依然存在，时有交锋。
    正是在上述思想论证中，“生”、“死”、“形”、“神”等概念逐步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仅此可见鬼魂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而鬼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对包括文学创作、美术、雕塑、音乐、舞蹈、戏曲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文学方面讲，一方面随着丧葬、祭祀等鬼事活动的进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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