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田宅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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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舍地税人。在人少地多的当时，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就要想办法尽量对每一个民众的精确控制，自然人头税就成为税赋中的大头。
    显然，商鞅在设立这套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民去开垦更多的土地，因为只有耕种更多的土地，才能变相的减少自己人头税的负担。而到了西汉初年，由于田租很低（文景时甚至到了三十税一的地步），这实际上更加剧了土地兼并，因为即便农民失去了土地，也无法摆脱占税赋大头的人头税，而限制富人田地占有数量的爵位又是可以购买的，于是乎土地兼并就发展的更快，产生了大批的失地农民。
    与后世法律不同，两汉时期的法律只承认两种身份：良民、奴婢，不承认依附民和佃农的存在。而对将土地交给良民耕作，收取田租这一社会现象，两汉有一个专有名词——役使贫民，有兴趣的书友可以在《汉书酷吏列传》中多次发现这个专有名词。役使平民在两汉，尤其是西汉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地方长官的主要打击对象。
    除了自耕农之外，两汉中央政府只承认私人占有奴婢和良民雇佣其他良民劳动的合法性，不承认其他的任何形式。所以那些为豪强地主耕种土地，缴纳田租的失地农民在两汉中央政府眼里，就成了事实上的奴婢。但在两汉期间私人占有奴婢的数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个私人最多能占有200个奴婢，而且主人要为奴婢缴纳人头税，税额是普通人的两倍。
    以秦汉为代表的华夏第一帝国的组织架构里，只有官和民两个层级，或者说只存在国家和劳动者两个层级，只有国家才能无限制的占有劳动人口，只有国家才能以土地的使用权作为报酬来换取劳动者的产品和无偿的服务。
    当一个私人通过出租土地的方式来让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他无偿服务，在国家眼里这个人也就拥有了等同于国家的权力，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不合法的封君。
    这个封君撇开国家，获得了对大批劳动者的直接控制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外，掌握了超越自己政治等级的权力，在原有的两级政治体系里插入了一个非法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两汉时期不断打击豪强大族和庄园经济的政治逻辑。
    于是在两汉时期产生了一种悖论，两汉中央政府一方面以二十级军功爵授田和以人头税为主，土地税为辅的税赋体制不断地制造失地农民，迫使其不得不沦为豪强地主的租客。另一方面又拼命的打击豪强和庄园经济，禁止其占有大批土地和失地农民。
    在这种悖论之下，农民即不能安稳的当自耕农，也无法安稳的给豪强地主当租客，最终只能被迫逃亡，沦为流民。这种以制度性矛盾而产生的流民潮就这样形成了，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北方的黄巾、南方的山越，便是这一悖论的结果。
    蔡不疑觉得只要国家不多管闲事，这些失地农民来他庄子里当租客便好了，虽然要缴纳一半田租，但比那些被劳役兵役口赋算赋弄得焦头烂额的自耕农还是要强多了，自然流民问题就解决了；在赵延年看来，不是你们这些豪强地主大肆兼并，欺压良民，那些小民也不至于跑到山里去当山越。从某种意义上讲，蔡不疑和赵延年他们两人其实都没错，错的是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秦汉第一帝国体系。
    当然，魏聪并不知道蔡不疑与赵延年的这场争论。此时的他已经从刚刚战胜强敌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巨大的疲劳一下子淹没了他。他只觉得自己的眼皮正在向下坠，。就好像挂上了两个铅块。旁边的王寿是个有眼色的，立刻对旁人喝道：“阿葛，你带来的羊皮呢？快拿来铺开，伺候郎君歇息！”
    “诶！”王葛应了声，赶快将皮褥子铺在石头后避风处被火堆烤热的地上，王寿小心的检查了下，又将旁边的柴灰扫开了些，这才扯了扯魏聪的衣袖，先指了指地上的羊皮褥子，又做了个请的手势。
    “多谢了！”魏聪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向王寿点了点头，然后就走到羊皮褥子旁，和衣躺下了。
    “魏郎君呢？”蔡不疑回来后往左右看了看问道。
    “在石头后面，已经歇息了！”王寿低声道：“我让阿葛铺了羊皮褥子！”
    “嗯，你做的不错！”蔡不疑长出了口气，盘膝坐下，脸上露出了疲倦之色。王寿凑近了，低声问道：“游徼怎么了？那贼子说了什么？”
    “将死之人，无论说什么都无需放在心上！”蔡不疑笑了笑：“只要明早押到县衙就万事大吉，倒是魏郎君这件事要小心，不要生出岔子来！”
    “要不明天天一亮，就由小人带着王葛送魏郎君去您庄子上？如何？”王寿问道。
    “也好！”蔡不疑立刻明白了过来，自己身为游徼是肯定要押送赵延年去县城的，而魏聪实在是太显眼了，而且和这些兵士待得时间越长麻烦事越多。不如让王寿和王葛这两个与其一同擒拿赵延寿的兵士一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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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田宅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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