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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当然想过,让江南富裕地方,对口支援陕甘绥等偏远地区,来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仅是教育层面。
陕甘绥的穷困和江南的富裕,已经不止一次被放在一起对比。
让大明再次伟大,包括了穷民苦力,这是朱翊钧一直以来的最大坚持。
在陕甘绥还在饿死人,在旱灾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松江府的丁亥学制,都有完成的希望。
但这种地区之上的杀富济贫,作为深居九重之上的大明皇帝,他不能提出来,因为他不在地方,哪怕是去南巡也是走马观花,他不能完全了解到地方的具体情况。
他不知道松江府地方是否真的富裕到,有余力去对口支援的地步。
贸然上马政令,是好大喜功,绝非一个冷静的决策者应该做的决策,这既是对江南的不负责,也是对陕甘绥的不负责。
松江知府王谦提出这个设想,代表松江府已经有了余力,不仅仅是对浙江、南衙施加影响,也可以对陕甘绥进行支援。
王谦完全陈述了自己的理念,完全照搬了改土归流的政策。
大明举人科举无望,无法更进一步考取进士,而且求官困难,但若是愿意前往云贵川黔就任流官,期满,皇帝会按照考成授予恩科进士。
虽然这种恩科进士出身,不如三甲进士,但也是进士的一种了。
王谦坐直了身子,面色严肃的说道:“臣以为,愿意前往陕甘绥支边的学正,给举人身份,是合理的,他们愿意前往支边,证明了他们心怀天下,能够在陕甘绥坚持下来,代表了他们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这等弘毅士
人,正是天下所欠缺的。”
“如果在陕甘绥支边期满五年,考评上上,除了给举人身份外,额外再给京师大学堂进修资格,如此这般,陛下有贤良可用。”
王谦这番话,饱含对旧文化贵族的愤怒,他在皇帝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在打击报复,他要给这些旧文化贵人的棺材上,钉满钉子,彻底打破旧文化贵族对权力获取路径的垄断。
父亲被南衙逆党打为了投献第一人,文化贵族们恨老王家恨之入骨。
甚至在父亲死后,还要被这些逆党给如此针对,在整个风波中,王谦对皇帝有些疑惑,不知道皇帝为何没有出手,但对这些旧文化贵族,就只有仇恨了。
王谦看来,这不仅仅是在平衡地区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更是在遴选人才,弘毅士人的人才,让皇帝有人可用。
旧文化贵族之所以贵,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权力获取路径,科举。
科举从来都是一种相对公平,而不是绝对公平,科举是存在阶级性的,从来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科举也是极其昂贵的。
在选秀才的院试中,就会把大多数人拦在门外,因为你想考秀才,光是入场,都需要秀才进行保举,没有秀才保举,你入不了场。
十年寒窗苦读,首先就是脱产,需要全家供养的同时,笔墨纸砚的昂贵,连中人之家都很难负担。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赌上人生命运的豪赌,百无一用是书生,如果没有考中功名,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之乎者也的读书人,连自己都无法养活。
并非每个人都是熊廷弼那样的文武全才,也不是申时行那种对举人生活一无所知,直接中状元的文曲星下凡。
大明三年一科,进士只有四百人,举人不过千余人,大多数的读书人,读书读到最后,都是一事无成。
脱不下心里的长衫,觉得自己读书识字明理,就该有所作为;
更脱不下身上的长衫,身无长技,既不知道如何种地,也不知如何做工。
改土归流,让一些人有了搏一搏的机会,而现在对口支边,就成了另外一个搏一搏的机会。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一本奏疏,而后呈上来,朕和内阁仔细研究,这事不能急,毕竟松江府没有完成丁亥学制,慢慢来。”朱翊钧没有赶鸭子上架,立刻就要制定出政策来,而是要等瓜熟蒂落。
科举制很好,但科举制的所有制度设计,都是在围绕一件事在进行:那就是维持阶级固化的同时,不诞生足以影响朝局的门阀、地方豪强,这就是科举制的全部意义。
科举的昂贵,科举的门槛,注定这是一场穷民苦力无法参加的权力瓜分盛宴,但没人能够完全垄断科举,因为名额固定且非常有限,所以不会出现世家政治。
更直接了当的讲:不会有足以威胁皇权的豪强诞生。
大明的势要豪右相比较东汉到唐末的世家而言,对政治的影响能力,可谓是天壤之别。
朱翊钧在科举上做了无数的文章,扩大进士数量、恩科进士、加入算学、诸子百家,这些全都是在科举制度上修修补补,科举的根本目的从未改变。
只有丁亥学制的普及教育,才是彻头彻尾改变权力获取路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