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老阮没有来认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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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九章老阮没有来认尸(第1/2页)
    八点的会议照常开始。
    赵坤坐主桌，黎真坐他左边，属于我的椅子仍空着。六十三块桌牌排成六列，最前面是白鹭、金鸥、海皇宫，后面依次是酒店、仓库、车队、洗衣房和餐厅。每个负责人面前只有一杯水与三张空表，没有酒，也没有庆典剩菜。
    我在金鸥二楼听会议内线。赵坤没有宣布接管，只让所有人按时间写下死讯传来以后碰过什么。有人带来两把新锁，有人交回装现金的旅行袋，有人承认给赵坤打过电话。五十八个人在四十分钟内填完，最后五个赶到的人也没有被挡在门外。
    会议进行到一半，旧港负责看守尸体的人通知阿木，老阮仍没有来认领阮文山。他只托人送来一套干净衣服，姓名栏空着。按亲属关系，他最该出现；按利益关系，他也最该拿着六辆车的协议来找我。可从凌晨那通电话以后，老阮像从澜城所有道路上消失了。
    九点十分，一辆没有亮顶灯的出租车停在金鸥后巷。司机下车后打开后备厢，里面只有一只装鱼的空木箱。木箱侧面写着我一九九六年在澜港鱼市见过的蓝色车号，底板下压着一张纸：旧渡船厂，九点四十，只许贺青川。
    这不是老阮惯用的字。他用当地文字写账，中文只会写名字。但蓝色车号属于他早年帮陶老板送鱼的路线，除顾北山、阿木和我，知道的人不多。
    我没有让司机等。金鸥后门通往一条旧排水巷，步行十分钟能到废弃渡船厂。阿木远远跟到巷口，没有进厂；黎真留在酒店盯会议。若对方只想确认我是否活着，我踏进渡船厂的一刻便已经给了答案，再多带几个人也收不回来。
    渡船厂只剩半座铁皮棚，潮水从破损船台下进进出出。老阮坐在一艘翻扣的木船旁，脚边放着顾北山缺失的算盘布袋。他没有带人，右手缠着纱布，脸上有一道新擦伤。
    我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没有问伤从哪里来。老阮先抬头看我，确认我没有受伤，才把一串车钥匙扔到木船上。六辆旧车的钥匙一把不少。
    老阮说：“我让杜海防人动六辆车，没让他把车送出去。人更不是我杀的。”
    我没有立即接钥匙，让老阮从头说明。
    半个月前，阮文山告诉老阮，有人重新启用四份未补正文件，还在问我死亡后的车队权限。老阮拿二〇〇八年复核报告给杜海，只要求一旦我失联，六辆旧车停在原位，任何人不得过户。那份报告清楚写着基础盘继续、一成二照付，根本不需要搬车重谈。
    死讯传出后，杜海收到另一份附旧收据的“保全令”，以为是老阮改变主意，才把六辆车集中送往东平。老阮发现车辆离位后关机追车，又从高架桥附近找到陈响制服，才知道阮文山被带上诱饵车。他此前不知道阮文山会去旧港，更不知道有人准备替换司机、安保和身份。
    墓碑不是老阮订的，十一点四十分也不是他定的。老阮承认自己曾告诉杜海，若新股东不认复核报告，宁可停六辆车也不能让旧权益被悄悄改掉；这份不信给匿名指令留下了可利用的口气。可移车、假过户与关押陈响都不是报告允许的动作。
    我问老阮：“阮文山为什么替我签十七份文件？”
    老阮看着船台下的水，过了很久才说，最初几份我们都知道：冷机退货、石岭项目、北线仓租和河内办事点，内部授权写阮文山，外部首页却只留我的名字。便利一次次成功，附件便一次次被人当成可以晚补的东西。
    二〇〇六年阮文山要求退出后，十三份已补正或结束，四份仍因对方拒改而保留。问题本该到此为止。可后来有人继续从海货贸易行向阮文山账户打小额“历史协助费”，要求他必要时确认旧签名。他退回过两笔，另有一笔被直接拿去付诊所旧账。
    今年七月，又有人用白先生名义要求他为四份旧文件重新露面。阮文山拒绝，才把编号、付款和匿名便条分别交给顾北山、老阮与赵坤。他去找他们不是要恢复代签，而是怕有人在我死后把已停止的身份重新开起来。
    我问老阮谁给钱。老阮说每次经办人不同，有车队财务、有酒店设备部，也有来自外地贸易行的人。方启荣只负责最近两年，不是最早安排身份的人。阮文山保存过一份付款编号，却在旧港上车前把它交给顾北山。顾北山没有放进皮箱，牛皮信封里也没有，说明最后一份证据仍在他手里。
    老阮将算盘布袋推给我。布袋夹层里有一盘很薄的录音带，是阮文山八月十五日去海皇宫前录下的。录音内容只有十二分钟，前半段是阮文山自述，后半段有人打断他。那人刻意压低声音，听不出年龄，只说了一句：“你可以把名字还给他，先把这些年的钱还给我。”
    阮文山问欠多少，对方报出十七份文件对应的金额，每一笔都精确到小数。能算出这些数的人看过副账，也知道阮文山拿到的钱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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