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我死后的第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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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六章我死后的第一笔账(第1/2页)
    天亮时，澜城已经有了三种川老板的死法。
    第一种说我在旧港被人开枪，第二种说我在周年宴上喝死，第三种最像真的：我坐车离开酒店，二十三点四十分死在后座，尸体已由阿木秘密送走。传话的人连我穿什么领带都说得清楚，却没人说得出尸体送去了哪里。
    我坐在金鸥二楼，听黎真把这些消息一条条念给我。窗帘缝里透进灰白的天光，旧圆桌横放在门前，三锁票箱仍在墙边。楼下清洁工开始冲洗昨夜空掉的宴会厅，水流越过地砖缝，声音很像一九九九年洪水退去的早晨。
    消息越具体，越说明有人在替它补骨头。我没有让人辟谣，也没有再加新的死法。假的东西传到一定程度，会自己长出矛盾；活人急着解释，反而会替它缝好裂口。
    早上六点半，黎真从金鸥后门离开，换上周年宴那套深色衣服回青川酒店。她需要让所有人看见：我不在，账还在走。她进门后先取消上午的庆典活动，再让财务把六十三处产业当天工资、住客押金与供应商小额货款列为优先。产权过户、大额调货、备用章启用全部冻结，任何两名负责人联签也不能例外。
    七点过后，六十三处产业分成了三种。
    二十七处把钥匙与账册送到黎真的办公室，等她盖章；十五处给赵坤打电话，请他以股东身份主持局面；其余二十一处没有等任何人，仓库主管先换门锁，车队负责人先藏油卡，三家夜场甚至把当晚现金装进旅行袋，准备送往各自老板家里。
    这些人未必都想吞我的东西。有人只是怕晚一步便轮不到自己，有人想保住跟了十年的店，也有人认定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子，先锁门的人才有资格说话。死讯像突然熄灭的灯，人第一反应不是辨方向，而是抓住离手最近的东西。
    阿木按照我的要求没有抓人。他让每处产业把“自保动作”写成一张表：几点换锁，谁拿钥匙，现金去了哪里，谁下的命令。愿意填表的照常营业，不愿填的暂停调货，但水、电、住宿与员工餐不能停。到了八点，我们面前已有四十八张传真。它们比任何忠诚誓言都可靠，因为每个人都亲手写下了自己在我死后先做什么。
    赵坤八点二十分到了青川酒店。他没有带安保，只带律师与一只装文件的黑皮箱。宴会厅的四十张桌还没撤完，他把仍在酒店的负责人叫到主桌，说在确认我的生死以前，任何人不得分资产；但为保证运营，应由持股最多、资金最足的人临时接管总章。
    赵坤说的前半句在替我守门，后半句则想拿走门栓。他从不掩饰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发生。
    黎真没有与他争吵，只把我在一九九九年洪水后定下的应急章程放到桌上。章程规定，负责人失联四十八小时以内，总章封存，日常支出沿旧预算执行，任何股东都不能单独接管。赵坤的律师指出“死亡”不等于“失联”，要求立即启动继承与清算程序。
    黎真回答：“尸体身份还没确认，死亡证明也没有。现在只有传言。谁急着把传言写成文件，谁就先把名字留下。”
    这句话由黎真说，比我亲自出现更有用。会议室里十一支准备签字的笔停了七支，另外四支仍落在纸上。阿木的人记下了那四个人，却没有阻止他们。
    八点四十五分，旧商会见证处打来电话，通知“青川车队六辆车辆权益抵偿”将在九点办理。申请人是杜海，受让方叫东平联运，成立只有十一天。材料中有我的授权传真、车队备用章和一张二〇〇一年十二万元结算收据。只差六辆车的原始购置凭证，若九点半前补齐，当天就能换掉经营登记。
    那六份原始凭证就在三锁票箱里。
    对方让老阮约黎真带箱子过去，不是为了抢一只铁箱，而是想让她亲手补全过户材料。若我真的死了，她为了换顾北山，很可能照做；若我还活着，一定会阻止她，并暴露藏身位置。无论选哪一边，对方都能得到答案。
    我给阿木打了死讯传出后的第一通电话。阿木听见我的声音，没有问我在哪里，只说第三把钥匙已交给跟了他十二年的司机盛勇，二十分钟后送到金鸥后巷。
    我告诉阿木：“钥匙送到以后，你让杜海把能补的材料全补上。见证处问原件，就说黎总正在找。不要提前说没有。”
    阿木问：“要让过户走到哪一步？”
    我回答：“走到受让人把钱、担保人与真正用途都写出来。最后一页不盖章。”
    九点零七分，盛勇把钥匙装在一只早餐纸袋里送到。袋中还有两个热馒头和一份北郊车场的司机轮班表。盛勇不知道我在楼上，只把纸袋放在约定的旧售票口便离开。一个人替你守秘密，最稳妥的办法不是反复叫他发誓，而是只让他知道自己需要守的那一小段。
    三把锁依次打开。第一把受潮，转到一半卡住；黎真不在，我把她留下的钥匙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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