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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里方絮换过三个副将，每一任都因为贪墨被撸下去，每一任都在被撸之后又换了一个更会捞的人爬上来。
他看着那些将领们隔着案几打量他、掂量他，掂量他背后还剩下多少方家军的余威，掂量他在新体系里还有没有值得拉拢的价值，他听着他们在背后议论“安国公府也就剩个空壳了”，没有辩驳，没有回应。
方絮把那些刺头一个一个地打服处理，却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站成一道防线，因为他们跟他一样，也不相信这个营地有真正的未来。
他不是没有看见军伍中被侵蚀的角落，看见粮饷被克扣后士兵们忍气吞声的面孔，看见那些明明该被追查的账目在层层的遮蔽中无声消失，但他无能为力。
他能够打退异族的骑兵，却打不散这一整片正在缓慢溃烂的淤泥。
老师陈守拙教过他一句话：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方絮又给自己留了一句话：将军不该只会在纸上打仗。
他将这两行字用砚台压在案头，申请调入靖安司时，很多人不理解——从将军到区区指挥使，品级降了不止一等，权力也从领兵变成了查案，而一个带过几年兵的勋贵子弟，要去查案、去翻卷宗、去跟地痞水匪打交道？
朋友也问过他为什么要从将军的位子上下来、去做一个五品的办案官，方絮头一次认真回答，他说：“将军的职责是守住边界，让敌人进不来，而靖安司的职责是清理边界之内的污浊，让百姓能安居。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你守住了外面，里面烂透了，那和外面被人打穿没有区别。
我在边关时，怕的是敌人翻过城墙，在长安时，怕的是城墙之内已经没人看见那些正在塌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