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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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眼——屏幕上没有信息，只有时间在数字的右半边跳着。
    九月的一个下午，BP机响了。他低头看了一下——是办公室通知明天开会。他看完以后把BP机别回腰上。这是他第一次收到不是找别人转告的、直接发给他的工作通知。以前的单位，找人是靠走廊里喊一嗓子或者让传达室的老头捎个话。现在靠的是他腰上这个振动的小机器。他用手掌在那个深灰色的外壳上贴了一下——外壳是温的，体温焐热的。然后他继续走他的路。
    到了傍晚，街上的人多了起来——下班的时间。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过去，车筐里放着用塑料袋装着的菜；有人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前排着队；有人在邮局门口的信箱前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塞进去。建国走在所有这些人的中间，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在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不是想到了什么，是把腰上的BP机摘下来看了看时间——五点四十分。然后别回去，推门进去了。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不是全部，是从树冠的顶部和外围开始，一小片一小片的黄色掺在绿色里，像是有人用笔尖在树冠上点了几下。等点完了整棵树就黄了，然后落了。但那是更后来的事。现在还是九月，黄才刚刚开始。
    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十一月——海龙在修理厂遇到了一辆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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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来修的——是来做保养的。车主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皮肤黝黑，说话带一点广东口音。他坐在客户休息室里看报纸的时候，海龙正在给那辆凌志换机油。换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底盘上有一根油管有轻微的渗漏——不是他检查范围里的东西，但他蹲在车下面的时候看到了。他把那根油管指给车主看了。“不换的话，再跑两个月可能会裂。“
    车主从报纸上抬起头。他看了一眼海龙指的位置，说：“换。你帮我换了。“
    海龙把油管换好以后，车主站在车旁边又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谢谢“，而是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
    “淮海那边的。“
    “淮海——那边入世以后变化大不大？“
    海龙拿着扳手的动作顿了一下。“入世？“
    “WTO。中国入世了。十一月的事儿——你没看新闻？“
    海龙没有说话。他确实没有看新闻。修理厂的休息室里有一台电视机，但午休的时候大家都拿它放录像带，没有人看新闻。他把扳手放回工具车上，把车主的凌志从举升机上放下来。
    WTO。他把这几个字母在脑子里拼了一下——不是英文，是那三个字母的形状。他想起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汽修铺里听到收音机里播报“设计师南巡“——那时他刚学徒不久，不懂南巡是什么意思，只知道那天师傅的收音机开得比平时响。一九九八年夏天他在省城晚报上看到“亚洲金融风暴“——他不太懂，但把那页报纸留下来了，在报头上写了“记住“两个字。现在二〇〇〇年，他在修一辆凌志的时候听到了“WTO“——三个字母。
    他站在那辆凌志旁边，手在抹布上擦了两下。车主已经把车发动了，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摆了一下，开走了。海龙站在举升机旁边，把那块抹布叠了一下放回工具车上。然后他走到工具箱前面，蹲下来，打开箱子。最底层——压着工具箱底板的深处——有一张一九九八年的报纸。他没有把报纸拿出来，只用手在最上层碰了一下，然后把工具箱盖上了。
    WTO。他把三个字母在心里拼了一遍又一遍。他不知道这三个字母具体会改变什么——但他知道它们和一九九二年的“南巡“、一九九八年的“金融风暴“一样，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字。那个东西会改变所有人的路——包括他的。他站起来，把工具箱的锁扣扣好。十二月了。这一年快过完了。
    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建国在办公室把最后一季度的报表整理完，夹进档案夹里。他的腰上别着那只BP机——现在已经不会总用手去摸了。转制以后的新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人一张桌子，桌子之间隔着一段刚够一个人侧身走过的距离。靠窗的那张桌上放着一盆文竹——不是他从老李手里接过来的那盆，是新买的。老李那盆在他办公室窗台上长了一年多，夏天的时候活过来了，重新发出了几根新枝。十二月初的时候他把那盆文竹从办公室带回了宿舍——不是因为它死了，是因为他想带回去。
    他把档案夹放进柜子里，站起来。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有四根，全部亮着。窗户关着——十二月的冷风被挡在玻璃外面。隔壁科室有人在打电话，声音隔着一道墙传过来，听不清说什么，但能感觉到那种语调——不是紧急的，是日常的、平和的、不急不慢的。
    他伸手把桌上那盏绿罩子台灯关了——灯的灯泡热了太久，关掉以后灯罩还在慢慢散热，他的手掌从上面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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