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酒税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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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酒税生意(第1/2页)
    夜风迎面吹过来，凉丝丝的。路两边的稻田里传来蛙鸣，此起彼伏，热闹得很。张振勋出席过米商聚会后，正在回家的路上，望着前方巴达维亚城里的灯火，那些灯火一盏一盏地亮着，像星河落在人间。
    聚会上，众米商对张振勋恭敬客气，但暗里却带着轻视。张振勋心里明白，接手岳父的生意已有数年，米店做得再好，终究是温老板的家业。他张振勋在南洋漂了这些年，从赤脚的苦力到账房先生，从账房先生到当家掌柜，走的每一步都是别人的路。可他知道，自己的路还在前面。
    他心里有一个念头正在慢慢地成形。那个念头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像一枚从海底浮上来的珠子，在月光底下闪闪发光。
    开一间自己的商行。
    他想要一间自己的商行。做米粮，做茶叶，做丝绸，做药材——做一切能做的生意。他要把巴达维亚——不，要把整个南洋都装进他那张越来越大的生意版图里。
    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在夜风里落了地，扎了根。
    他骑着马回到了温记粮行。惠兰和惠莲正在院子里收晾了一天的衣裳，见他回来了，惠莲跑过来接马缰绳，嘴里嗔怪着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张振勋把马交给伙计，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月亮很圆，很亮，挂在巴达维亚的夜空里，跟挂在大埔的夜空里的是同一个月亮。
    他想起很久以前，在车轮坪村的晒谷场上，他蹲在月光底下用树枝写字，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时候他不认识南洋这两个字。如今他站在南洋的土地上，写了十年自己的人生。
    张振勋把目光从月亮上收回来，转身朝屋里走去。账房里的灯还亮着，案头上的账簿摊开着，等着他回来核对。他坐到桌前，拿起笔，蘸了墨，在账簿的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了四个字——
    裕和商行。
    然后他在下面加了一行小字：同治八年，岁次己巳，张振勋立。
    他把笔搁下来，看着那几个字在油灯下闪着墨光。
    “裕和，“他自言自语地念了一遍，“裕民生，和天下。“
    窗外头，巴达维亚的夜风吹进来，把油灯的火苗吹得跳了一下。张振勋伸手拢了拢灯罩，让火苗重新稳下来。那火光落在他的眼睛里，把那一双漆黑的瞳孔照得亮晶晶的。
    他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开始写明天的生意计划。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张振勋二十八岁。
    裕和商行的招牌挂在巴达维亚华人区最热闹的那条街上，黑底金字，是请城里最好的匠人刻的。三年时间，这间商行已经从一间门面扩成了三间，前头卖米粮杂货，后头做茶叶丝绸的批发生意，账房里三个伙计都忙不过来。
    可张振勋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那天傍晚，他收了铺子，在街上走了一趟。巴达维亚的黄昏是最热闹的时辰，欧洲人区的洋人们下了班，三三两两地走进街边的酒馆里，要一杯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靠着吧台聊几句天，一天的疲惫就在那琥珀色的液体里化开了。张振勋站在一家酒馆的门口朝里望了望，里头坐着十几个洋人，有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杯子里倒着各自国家的酒，喝得眉飞色舞。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前两天有个从槟城来的福建茶商在他店里喝茶，聊起南洋各地的生意，那人抱怨了一句：“走遍了南洋，想喝一口咱们中国的汾酒、绍兴酒，愣是找不着。洋人的酒喝不惯，还是家乡的味道好。“
    张振勋站在酒馆门口，忽然有了个主意。
    回去之后，他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在汕头的一个旧识，托他帮忙采购一批中国各地的名酒——汾酒、绍兴黄酒、四川大曲、还有客家地区自己酿的糯米酒。他在信的末尾特意加了一句：“多多益善，不拘贵贱，只要地道。“
    三个月后，这批酒到了。张振勋在裕和商行隔壁盘下一间铺面，简单装修了一下，摆上货架，把那些从中国运来的酒一瓶一瓶地码上去。他在门口挂了一块新招牌，上面写着三个字：裕和酒庄。
    开业那天，来的人不多。华人圈子里的老主顾倒是赏脸，来尝了尝，有人夸绍兴酒够味，有人说汾酒够劲，可买的人少——那年代在南洋的华人大都是做苦力的，哪有闲钱买酒喝。倒是路过的洋人看见店里摆着陌生的酒瓶，好奇地进来看了看，问东问西的。
    张振勋也不急。他把酒庄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墙角摆了几张小桌和凳子，客人来了可以先尝后买。他又从码头那边的茶楼请了个会拉二胡的先生，每天傍晚在酒庄门口拉上几段，过路的人听见琴声，脚步就慢下来了。
    生意慢慢地有了起色。张振勋把旁边的铺面也盘了下来，合二为一。经营的也不只国酒，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应有尽有。裕和酒庄在巴达维亚的洋人圈子里也渐渐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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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酒税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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