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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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不干预(第1/2页)
    联邦议会大厦三层的中央决议厅从来没有窗户。
    这是建国初期第一任议长定下的规矩。他说，中枢决议会讨论的事情，不应该被任何外部光线干扰——日光会变，灯光不会。从那以后，这间会议室的墙壁上只嵌着一圈恒定亮度的LED灯带与头顶的红星灯，色温四千开尔文，既不偏暖也不偏冷，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任何人坐在这间屋子里待久了，都会忘记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此刻是晚上八点四十分。长桌两侧坐着七个人。他们面前各摊着一份标着“绝密”的文件夹，封面印着今天的日期和一行小字——“第二十二届中枢决议会第三十七次全体会议：关于我国在全球神经认知技术竞争格局中的战略定位与监管框架的审议”。
    中枢决议会是联邦政府的常务委员会。根据联邦宪法，它由七人组成：议会长兼联合政府**、第一副议长（兼办公厅长）、第二副议长（兼法务工作委员会**）、总理（兼发改委主任）、第一副总理（常务）、纪监委**、联邦科学院院长。这七个人构成了这个国家日常运转的最高决策核心——不是通常决策机构，但在需要做出方向性决断的时候，它拥有不可替代的最高审议权。
    通常决策走的是国务委员会，由常务副议长主持，总理与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们参与。但今天这个议题——是否对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采取进一步监管——被议长本人批到了中枢决议会的议程上。这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教育政策问题，甚至不再是一个科技监管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坐在长桌顶端的是议会长赵豫章，六十岁，第二任期。他的履历在联邦政府里独一无二：政治世家出身——曾祖父是民国时期的国会议员，祖父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授，父亲是改革开放后首批外派国际法院的法官。他自己则走了一条更复杂的路——先在北航拿了工学博士，专攻航空材料与结构力学，在工程科学院从助理研究员一路做到院长，特级工程师；四十五岁那年又去人大法学院读了个法学博士，导师是宪法学界最老派的那批学者，论文写的是“技术标准制定中的法律保留原则”。五十岁那年，他又拿了一个人工智能硕士学位，论文方向是神经网络在司法判决辅助系统中的应用边界。没有人知道联邦历史上是否还会出现第二个拥有工学博士、法学博士和人工智能硕士学位的人。
    赵豫章说话极少，措辞精准。他在中枢决议会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从不率先表态。他的惯用开场白是“大家先谈谈”，然后从头到尾听完所有人的发言，最后用一句话定调。那句话往往不是结论，是方向。方向定下来之后，具体方案由国务委员会去细化。他从不参与细枝末节的争论，但每一个参与争论的人都知道，他会在某个时刻用一句话让所有争论变得多余。
    此刻他坐在长桌顶端，面前摊着那份绝密文件夹，但没有翻开。他面前还放着一杯白开水，一个笔记本，一支没有笔帽的钢笔。笔记本是空白的。他没有记任何东西——至少目前还没有。
    坐在他左手边的是第一副议长周济桓，五十六岁，办公厅长，中枢决议会的日常运转由他一手把控。他在联邦政府里的角色很难用一个词概括——他既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政策的执行者，他是政策的“通道”。所有的文件、信息、请求、汇报，都要经过他的办公厅才能抵达赵豫章的办公桌。他控制着这个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信息流。这意味着他有一个其他人没有的能力：他能决定议长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不看到什么。
    周济桓的履历比赵豫章更干净，但绝不更简单。北大法学本科，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回国后在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干了十二年，从科员一路做到副主任。三十九岁那年被调到国务院办公厅，四十三岁升任办公厅副主任，四十五岁成为中枢决议会最年轻的成员。他的专长不是某一门学科，是“综合”——把不同领域的信息拼成一张完整的图，然后在这张图上标出每一条路通向哪里。他有一句私下流传的名言：“政策不是选最好的，是选不那么错的。因为最好的选项往往不存在，不那么错的选项却往往有好几个。”他是中枢决议会里最擅长在有限信息下做出权衡判断的人，也是为议长准备初步方案与决策分析的核心助手——中枢决议会每次正式会议之前，他会提前数周协调各部门、起草各类背景分析文件，并在每次会前与各成员逐一沟通立场分歧，确保正式会议时讨论不会失去方向，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出现不可控的裂痕。
    坐在周济桓正对面的是第二副议长秦铭，五十八岁，法务工作委员会**。他是联邦立法体系的总管家，也是中枢决议会里法律权威的最高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毕业后在最高法做了十五年法官，从基层法庭一路做到审判委员会委员；四十六岁被调到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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