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0章王小波李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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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10章王小波李顺起义(第1/2页)
    宋太宗一朝，对外征伐接连受挫、边疆经略全面失败，王朝战略被迫转向守内虚外。而在大宋内部诸多社会矛盾之中，四川地区的阶级对立与民生危机最为尖锐、最为激烈，成为北宋初年王朝统治最大的内部隐患。长期积压的苛政压迫、土地兼并、人身奴役、官府垄断、天灾人祸层层叠加，最终彻底引爆民变。淳化四年（993年），四川爆发震动朝野的王小波、李顺农民大起义，席卷整个川蜀大地，一度割据建国、动摇西南半壁江山。宋太宗赵炅紧急派遣心腹宦官王继恩统领禁军入川镇压，历经两年拉锯清剿，直至至道元年（995年），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才被朝廷彻底平息。
    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民生富庶，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原王朝的财赋重地。但自唐末五代乱世以来，这片沃土长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自留地，与中原王朝长期隔绝、自成体系。前后蜀两个割据政权先后盘踞蜀地数十年，历代割据军阀只顾搜刮民脂民膏、奢靡享乐、充盈私库，对底层百姓极尽压榨剥削，毫不顾惜民生疾苦，使得蜀地社会积弊深重、矛盾根深蒂固。
    从地缘格局来看，四川盆地四面高山峻岭环绕、关隘林立、地势险阻，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称，封闭的地理环境让此地成为天然的割据沃土。唐末席卷全国、横扫南北的黄巢农民大起义，转战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四大流域，彻底扫荡了中原、江南、岭南的世族豪强与藩镇势力，极大冲击了各地落后的生产关系，唯独未能攻入四川、波及蜀地。正因如此，蜀地盘踞百年的世家大族、地方豪强、门阀势力从未经历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暴力清洗，根基完整、势力盘根错节，依旧牢牢掌控土地、人口与地方权力，使得农民阶级与地主豪强阶级的矛盾，远超中原各路、达到极致尖锐的地步。
    唐末天下大乱之际，长安沦陷、中原倾覆，唐僖宗率领大批皇室世族、官僚权贵避难入蜀，大量中原衣冠士族、豪门望族随之迁居四川避乱。五代战乱不休，中原战火连绵、屠戮频繁，“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进一步壮大了蜀地世族豪强的势力根基。直至北宋一统中原、平定后蜀之初，蜀地依旧保留着唐代乃至唐以前落后封闭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土地兼并程度、人身依附压迫远超久经战乱、经过洗牌的中原地区。
    蜀地豪强大族垄断绝大多数良田沃土，疯狂兼并自耕农土地，掌控大量底层依附人口，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旁户制度。史载：“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为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所谓旁户，实质是高度依附豪强地主的世袭佃农，近乎半奴隶身份，世代被牢牢固定在地主土地之上，无法迁徙、无法脱籍、无法自立，对豪强拥有极强的人身依附性。
    这些底层旁户，既要向豪强地主缴纳高额地租、承担无偿劳役、供其肆意役使，还要全额承担官府摊派的赋税、徭役、杂捐，所有层层盘剥的压力尽数压在底层百姓身上。据宋代户籍统计，川峡地区旁户占全区总户数七成以上，偏远州县更是高达八成至九成，一户世家大族往往掌控数千户旁户，世代奴役、层层压榨、盘剥无度。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蜀地底层百姓遭受的剥削最为严酷、生活最为穷苦、生存空间最为狭小，推翻豪强压迫、挣脱人身枷锁、改变贫富格局的诉求，也最为强烈、最为迫切。
    除却根深蒂固的地方旧弊，北宋灭蜀之后的一系列暴政苛政，彻底压垮了蜀地民生，成为起义爆发的直接推手。乾德三年（965年）宋军平定后蜀，将士军纪涣散、纵兵掳掠、肆意搜刮，对蜀地百姓造成极大创伤。平定后蜀之后，北宋朝廷为充盈中央府库、掠夺蜀地百年财富，将后蜀皇宫、官府囤积的百年积蓄尽数迁往开封：金银珠宝、铜币珍玩等贵重“重货”，绢帛布匹、锦缎丝绸等商贸“轻货”，无一遗漏。
    为完成这场举国掠夺式的财富搬运，朝廷强行征发数万民夫，水陆两路昼夜兼运，这场浩大的财富转运工程持续十余年之久。无休止的徭役、无偿的劳力、严苛的督役，彻底耗尽了蜀地民力，让本就困苦的百姓雪上加霜。
    蜀地成都平原人稠地狭、耕地有限，百姓仅靠农耕难以糊口，多数农户世代兼营纺织、采茶、织造等家庭手工业与副业，以此补贴家用、维持生计。然而北宋朝廷为垄断蜀地富庶商贸、独占茶布暴利，先后设立博买务、茶马专卖制度，彻底斩断百姓生路。
    博买务垄断全境布帛贸易，严禁百姓、小商贩自由织造、自由买卖，所有布匹锦帛必须由官府低价统购、高价统销。地方豪强趁机勾结官府、操纵市价、释贱贩贵、投机倒把，层层盘剥渔利，无数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商贩倾家荡产，民间家庭手工业彻底崩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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