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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可现在，他才发现——新帝不需要他的辅佐。
新帝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班底，自己的布局。从登基的第一天起，新帝就在做他们想不到的事情，走他们看不透的棋。
他睁开眼睛，目光落在桌面上那叠文书上。那些纸上的字迹在烛光下微微晃动，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为力。
“我们都小看了陛下。”他低声说，声音沙哑而沉重。
谢迁脸色肃然，他是弘治朝的顾命大臣，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重臣。
他以为自己辅佐的新帝，会像先帝一样，倚重文官，信任内阁，按照祖宗的法度治理天下。
可现在，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做的事情越来越让他看不透了。
接见藩王——那是宗室，是太祖皇帝的血脉，是被朝廷圈禁了近百年的人，皇帝接见他们，和他们说什么？
宴请边将——那是武人，是粗鄙不文的武夫，是被文官压制了几十年的人，皇帝宴请他们，赏赐他们，亲手给他们戴勋章，叫他们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
谢迁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不安，那种不安，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拔不出来。
他想起自己当初在诏书上写下的那个“可”字，想起自己当初说的“新帝刚刚登基，第一条诏书就被我们驳回，传出去对新帝的威望不利”。
他以为自己是为了皇帝好，以为自己是为了朝廷好。
可现在他才发现——他错了，他从一开始就错了。
李东阳平静开口，“宗亲藩王入京朝贺，是陛下的登基诏书里就定下来的。陛下宴请宗亲，一叙亲亲之谊，也是理所应当之事。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陛下接见自己的亲人。”
他顿了顿，目光在刘健和谢迁脸上扫过，又继续说：“同样，边将入京朝贺，也是陛下的登基诏书里定下来的。陛下宴请赏赐边将，嘉奖他们为国戍边，也是合乎情理之事。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陛下接见为朝廷卖命的将领。”
他说完之后，又沉默了下去，双手重新拢回袖中，目光低垂，看着桌面上的文书。
但刘健和谢迁都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情于理，我们都无法阻止。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皇帝已经绕开了我们，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刘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指在扶手上敲击的节奏变慢了，他在想——李东阳说得对。
接见藩王？
那是皇帝的亲人，新帝登基，与宗亲叙叙亲情，天经地义。太祖皇帝分封诸王，本就是“藩屏国家”之意，皇帝与藩王亲近，谁能说半个不字？
宴请边将？
那是为朝廷卖命的将领，新帝登基，嘉奖有功之臣，理所当然。边关苦寒，将士卖命，皇帝赏赐他们，谁能说半个不字？
赏银子？
那是皇帝从内帑出的，不是户部的钱，没有靡费国帑。三万八千两，数目虽然不小，但皇帝用自己的钱赏赐功臣，谁能说半个不字？
亲手戴勋章？
叫名字？
那是皇帝的恩遇，是天子对臣子的礼遇。皇帝尊重功臣，记得他们的名字，谁能说半个不字？
没有。
一件都没有。
皇帝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情理之中，都在规矩之内，都挑不出毛病。
可正是这种“挑不出毛病”，才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
因为这意味着，皇帝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少年意气，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有意为之。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规则之内，都在情理之中，都让你找不到反对的理由。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刘健的心里猛地一沉，他忽然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皇帝根本不需要他们。
皇帝有自己的班底，有刘瑾在司礼监，有马永成在东厂，有谷大用在西厂。
皇帝有藩王的支持，有边将的效忠，有勋贵的追随。
皇帝什么都有了，还要他们这些文官做什么？
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
刘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不是因为他们有多高的品德，而是因为——他们是皇帝唯一能见到的人。
皇帝见不到藩王，见不到边将，见不到勋贵。
皇帝能见到的，只有他们这些文官。
所以皇帝只能信任他们，只能倚重他们，只能按照他们的规矩来治理天下。
他们上可以代行天子皇权，驭使边将勋贵；下可以代边将勋贵之心，以逼皇帝。
这就是他们的权力所在，这就是他们能够压制武将、压制宗室、压制所有人的根本原因。
可现在，皇帝在打破这种隔绝。
皇帝亲自去见藩王，去见边将，去见勋贵。
皇帝亲手给他们戴勋章，叫他们的名字，赏他们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