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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上面写着“上海交通大学新生接待处”。他挤过去，一个人接过他的行李，问他：“船舶系的？”
“嗯。”
“好，上车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他被领上一辆大巴车。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新生，大包小包的，叽叽喳喳地说话。河生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行李放在腿上。车开了，驶出火车站，驶上一条大路。
他看着窗外，眼睛不够用了。高楼，一栋接一栋的高楼，几十层的那种，在老家想都不敢想。马路上车流如织，小轿车一辆接一辆，像河里的鱼。路边的人行道上，人们走得很急，好像都在赶路。霓虹灯闪个不停，红的、绿的、蓝的，把夜空都照亮了。
他想起德顺爷说的那句话：“上海外滩，洋楼高得能顶到天。”德顺爷说得不对。不是洋楼高得能顶到天，是所有的楼都高得能顶到天。
车开了很久，穿过了大半个城市。河生已经分不清方向了，只觉得到处都是灯，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最后，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冠在路灯下投下斑驳的影子。车停在一扇大门前，门柱上挂着块牌子：上海交通大学。
河生拎着行李下了车。站在校门口，他看着那块牌子，看了很久。
这就是他要来的地方。
二
报到的手续很繁琐。先到系里报到，领宿舍钥匙，再去财务处交学费，去后勤处领被褥，去食堂办饭卡。河生一个人跑来跑去，在一栋栋楼之间穿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排队。他不太会说普通话，跟人交流的时候，对方经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重复好几遍。他脸红，出汗，觉得自己的口音像一块疤，贴在哪里都不对。
宿舍在七号楼，一栋旧式的红砖楼，三层。他被分在三楼朝北的一间，六个人住。推门进去，屋里已经有两个人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正趴在床上看书，看见他进来，抬起头，用一口北京话说：“嘿，新来的？哪儿的？”
“河南。”河生说。
“河南哪儿？”
“洛阳。”
“洛阳好地方啊！我去过龙门石窟，漂亮！”胖男生跳下床，伸出手，“我叫赵磊，北京的，学船舶的。”
河生跟他握了握手。赵磊的手胖乎乎的，很有力。
另一个男生正在整理东西，听见他们说话，也转过来。瘦瘦的，戴着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我叫孙海平，浙江宁波的，也是船舶系。”
河生跟他们点点头，找到自己的床位——靠门的下铺。他把行李放上去，铺好褥子，套好被罩。母亲做的被褥是棉花的，比学校发的厚实多了，铺上去软软的。他闻了闻，有太阳的味道。
后面几天，另外三个室友也陆续到了。一个叫刘建国的，安徽农村的，黑黑瘦瘦的，话不多；一个叫张伟的，江苏南通的，家里是渔民，说话嗓门大；还有一个叫陈志远的，上海的，本地人，白白净净的，穿着时髦，说话慢条斯理的。
六个人，六个省，六种口音。河生觉得，这大概就是大学了。
开学典礼在大礼堂举行。
大礼堂很旧，但很大，能坐上千人。墙上挂着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河生坐在船舶系的方阵里，听校长讲话。校长是个老头，头发花白，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但很稳。他讲了学校的历史，讲了钱学森校友，讲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传统。河生听着，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他走进了一条河，一条很大很大的河，里面有无数的人，无数的事，无数的可能性。
校长讲到最后，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交大人了。交大人的肩上，扛着国家的未来。”
河生的心跳了一下。
散会后，赵磊拍着他的肩膀说：“怎么样，激动不？”
河生点点头。
“我反正激动坏了，”赵磊说，“这可是交大啊！钱学森的母校！将来毕业了，我也要去搞导弹！”
河生没说话。他想起林雨燕说过的话——“你物理那么好，应该学造飞机大炮。”他当时没当回事，现在忽然觉得，也许她是对的。
军训开始了。
九月的上海，秋老虎正凶。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操场上没有一棵树，水泥地晒得发烫，走在上面能感觉到热气从脚底往上窜。河生穿着迷彩服，戴着军帽，扎着武装带，站在队列里，汗从脸上流下来，流到脖子里，流到背上，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
教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安徽人，黑得像块炭，嗓门大得能把玻璃震碎。他站在队列前面，喊口令，纠正动作，一个一个地抠。站军姿，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不许动，不许擦汗，不许眨眼。有人晕倒了，被扶到树荫下，灌一瓶十滴水，歇一会儿，又回来接着站。
河生没晕。他从小在地里干活，晒惯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