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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石井镇，他下了车，推着走。镇上也变了。多了很多商店，多了很多饭馆，多了很多卖衣服的摊子。街上的人穿得也好看了，不像以前那样灰扑扑的。他推着车走过镇上的那条主街，经过以前常去的那家面馆。面馆还在，但装修过了，换了新招牌，比以前亮堂了。
从镇上到小浪底村，还有十几里地。这条路他太熟了，从小走到大。但现在已经不是土路了，铺了石子，好走多了。路两边种了很多树，杨树、柳树、槐树，都长得很高了。
到了村口，他停下来。
村子没了。
他站在那儿，看着眼前的一切，觉得像在做梦。村子还在那里——不对，村子不在了。房子没了，院子没了，枣树没了，路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水，黄黄的水，在阳光下闪着光。
水面上很平静，偶尔有一阵风吹过来，掀起一层细浪。水边立着一块碑，白色的，上面写着字。他走过去，看了看。碑上写着：小浪底水库移民旧址。下面是一行小字：一九九四年蓄水，淹没区涉及一镇三乡，移民两万余人。
他站在碑前，看了很久。两万余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他走到水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是温的，不凉。他捧起一捧水，看了看。水是浑的，里面有泥沙，有细小的颗粒。他把水洒回去，看着水面上荡开的涟漪。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在黄河滩上挖野菜，想起父亲从黄河里捞树，想起德顺爷坐在黄河边上拉船。想起母亲在院子里纳鞋底，想起大哥骑自行车送他上学，想起林雨燕在食堂门口等他。
这些事，都在这片水底下。
他站起来，沿着水边走了一会儿。水边有很多石头，是以前房子的地基。他认出了一些——那是德顺爷家的位置，那是他们家院子的位置，那是村口老槐树的位置。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看着水面。
水面上有一只水鸟，白色的，在水面上游着，不时把头伸进水里，捉鱼。鸟游得很慢，很悠闲，好像这里从来就是一片水，从来就没有过村子，没有过人，没有过那些事。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被他磨得很光滑了，铜绿色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把铃铛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铃铛里面，那两个字清清楚楚的：平安。
他把铃铛贴在耳朵上，轻轻摇了摇。叮——很轻，很远。像是德顺爷在说话，像是父亲在说话，像是黄河在说话。
他在水边坐了很久。太阳慢慢偏西了，水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了红色。风从水面上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草的味道。他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水面，然后转身，骑上自行车，往回走。
骑出很远，他回头看了一眼。水面在夕阳下闪着光，金红金红的，像一河流动的火。他想，这就是他的村子。这就是他的家。不管他走到哪儿，这个家都在这里，在水底下，在他心里。
八
八月下旬，河生要回上海了。
母亲给他准备了一大包东西：干枣、花生、红薯干、辣椒酱，还有一双新布鞋。千层底的，纳得密密实实，是母亲纳了一个月才纳好的。
“到了上海，别舍不得吃。”母亲说。
“嗯。”
“好好学习，别给咱家丢人。”
“嗯。”
“天冷了多穿点，上海冬天也冷。”
“嗯。”
“放假了就回来。”
“嗯。”
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她转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转过来，笑了：“走吧，别误了车。”
大哥送他去洛阳火车站。还是那辆破自行车，还是那条土路。河生坐在后座上，看着路两边的庄稼。玉米快熟了，棒子鼓鼓的，红缨子干了。红薯秧子绿油油的，爬了一地。花生也该收了，叶子黄了。
“哥，”河生说，“你回去吧，我自己去车站。”
“送你到镇上。”大哥说。
到了镇上，大哥把车子停下来，从兜里掏出几张钱，塞给河生。“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哥，我有钱。”
“拿着。”大哥把钱塞进他兜里，“你在上海花销大，别省着。”
河生看着大哥。大哥的脸黑红黑红的，皱纹多了，头发也白了几根。他的手很粗，指甲缝里嵌着泥，手背上有几道疤，是在工地上划的。
“哥，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没事，我结实。”大哥拍拍胸脯。
车来了。河生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摇下车窗，看着大哥。大哥站在路边，朝他挥挥手。他也挥手。车开了，大哥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尘土里。
他把头缩回来，靠在座椅上。窗外，田野往后退，村庄往后退，山往后退。他看见一条河，宽宽的，浑黄浑黄的。
黄河。
他盯着那条河，看着它慢慢往后，慢慢变小，最后变成一个线，消失在天边。
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到那个铜铃。铃铛在他手心里，温温的。
窗外，田野继续往后退，往后退。
火车往东开，往上海开。
往那个他在那里扎根的地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