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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但没有放下碗。
“刘琦。”旺堆说。
“嗯。”
“你要是不嫌弃，明年开春，搬到山下来住。山顶太冷了。你那个石室，四面透风，冬天没法住人。”
刘琦想了想。山顶确实冷，但山顶也有山顶的好处——离王宫近，离赞普近，离那些“重要的事情”近。如果搬到山脚，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种地人，一个普通的泥瓦匠，一个普通的铁匠的帮手。赞普可能不会再找他画图，才旺可能不会再找他商量事情，益西可能不会再站在他旁边安静地观察他。他需要那个位置，不是因为他在乎权力，而是因为他需要影响力。没有影响力，他就无法推动那些更大的计划——防御体系，粮食储备，秘密通道。
“谢谢旺堆叔，”刘琦说，“我再想想。”
旺堆点了点头，没有坚持。他低下头，继续喝茶，不再看刘琦。
三
大年三十——不，古格不过汉人的年。他们过的是藏历新年，在冬天最冷的那几天，没有固定的日期，由寺庙的僧人们根据星象推算。今年的藏历新年在一月上旬，刘琦是从益西那里知道的。益西说，今年的新年是空日，不宜庆贺，所以一切从简，不搞大的法会，不杀生，不宴客。每家每户在自己家里吃点好的，念几句经，就算过了。
刘琦的石室里没有什么“好的”。他只有青稞面和豌豆粉，没有肉，没有酥油（达娃从自己那份里分给他的已经吃完了），没有糖。达娃从旺堆家端了一碗羊肉汤过来。汤是清的，飘着几块骨头和几片萝卜，上面的油花在冷空气中凝成了一层白膜。她把汤放在灶台上加热，白膜化开了，油花在汤面上散开，羊肉的香气弥漫了整个石室。
“旺堆家宰了一只羊。”达娃说，“过年了，再穷也要吃顿肉。”
刘琦端起碗，喝了一口汤。咸的，膻的，暖的。羊肉的鲜味在嘴里散开，不是2026年那种被调料包裹的、复杂的鲜，是直接的、原始的、像草原本身一样粗犷的鲜。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含在嘴里很久，不舍得咽下去。
“你不喝？”他问达娃。
“我在旺堆家喝过了。”
刘琦看着她。她在说谎。她的嘴唇是干的，起了皮，脸上也没有吃饱了之后应该有的红润。她没喝过。她把她的那份省给了他。
刘琦把碗递给她。“一人一半。你不喝，我也不喝了。”
达娃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接过碗，喝了一小口，把碗还给他。
“喝了。”她说。
刘琦看了看碗里的汤——少了一小口，几乎看不出变化。她只是沾了沾嘴唇。
他端起碗，把剩下的汤一口气喝完，然后把骨头捞出来，啃上面的碎肉。肉不多，几丝，贴在骨头上，用牙剔下来，嚼很久。骨头上的筋嚼不烂，他就含在嘴里，含着含着，筋软了，再嚼。达娃蹲在灶台旁边，看着他啃骨头，嘴角微微上翘。
“你吃骨头的样子，”她说，“像条狗。”
刘琦抬起头看着她，嘴里还叼着一根筋。“汪汪。”他说。
达娃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那种含蓄的、礼貌的笑，是那种大方的、真诚的、笑得弯了腰的、眼泪都快笑出来的笑。她笑着笑着，眼泪真的出来了。不是笑的眼泪，是别的什么——太累了，太冷了，太苦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笑的时候，眼泪就跟着笑一起跑出来了。
刘琦把骨头放下，伸出手，用袖子给她擦了擦眼泪。袖子是脏的，沾着泥和柴灰，擦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灰印子。她没有躲，就让他擦。
“别哭了。”他说。
“我没哭。”她说，“我在笑。”
“笑着流泪也是哭。”
“你管我。”
刘琦收回手，端起碗，把碗底的最后一点汤喝干净。汤已经凉了，上面又凝了一层薄薄的白膜，他把白膜用舌头卷进嘴里，抿了抿，咽下去。
达娃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刘琦手心里。是一小块糖。不是白糖，是红糖，用甘蔗汁熬的那种，颜色深褐，表面粗糙，像一小块被压扁的泥巴。在古格，糖是奢侈品，从印度或者克什米尔来的，比酥油贵得多。
“哪里来的？”刘琦问。
“才旺给的。他给了我两块，我吃了一块，这块给你。”
刘琦把糖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达娃，一半自己含在嘴里。糖很硬，在嘴里慢慢融化，甜味一点一点地渗出来，从舌尖到舌根，从舌根到喉咙，从喉咙到胃里。他很久没有吃过糖了。在2026年，糖是敌人，是肥胖和糖尿病的元凶，他避之不及。在930年，糖是神。是寒冷中的暖意，是苦涩中的甘甜，是漫长的冬天里短暂的光亮。
达娃也把那半块糖含在嘴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静静地坐在灶台旁边，听着糖在嘴里融化的声音——不是真的声音，是想象中的声音。喀啦，喀啦，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