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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多吉重复了一遍，“你确定？”
“我确定。”
多吉没有再问。他从坑底爬上去，走到工具棚里，拿了两把铁锤和两根钢钎，回到坑底，递给刘琦一把铁锤。“你凿那边，我凿这边。”
刘琦接过铁锤，握住钢钎，对准一块凸起的岩石，砸了下去。
铛。
钢钎在岩石表面弹了一下，只凿出了一道浅浅的白印。刘琦的手被震得发麻，铁锤差点脱手飞出。多吉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凿自己的那一块。他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握钢钎，右手抡铁锤，铁锤落在钢钎上，发出沉闷的“铛”的一声，岩石上出现一个小小的凹坑。他把钢钎移开，吹掉碎石屑，再凿。一下，两下，三下。凹坑一点一点地扩大，一点一点地加深。
刘琦学着他的动作，一下一下地凿。他的准头不如多吉，有时候铁锤砸偏了，砸在钢钎的侧面，钢钎弹起来，差点打到自己的脸。多吉停下来，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慢点。不着急。”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凿。
刘琦放慢了速度。他不再追求每一锤都砸得狠，而是追求每一锤都砸得准。准了，力道就传到了岩石上；不准，力道就浪费在钢钎的震动上。他的天工感知在这个时候帮了大忙——它能够精确地判断钢钎应该落在岩石的哪个位置，才能用最小的力气凿掉最多的石头。他按照感知的指引，一锤一锤地凿。效率不高，但每一锤都有效。
到傍晚的时候，刘琦凿掉了脸盆大的一块区域，深度大约半指。多吉凿掉了比他大一倍的区域，深度也多了一倍。两个人的进度不一样，但方向是一样的——把这块坑坑洼洼的基岩，凿成一块平整的、均匀的、能够承受蓄水池重量的坚实基础。
收工的时候，刘琦的手上全是血泡。铁锤的握柄磨破了他的手掌，皮翻起来，露出下面粉红色的嫩肉。他用冷水冲了冲，疼得龇牙咧嘴，但没有出声。达娃走过来，看到他的手，眉头皱了一下。她没有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一块干净的羊毛布，把他的手掌包了起来。包得很紧，但不勒。布是凉的，贴在伤口上，把那火烧一样的疼痛压下去了一些。
“明天别凿了。”达娃说。
“明天还要凿。”
“你的手会烂。”
“烂了再长。”
达娃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她低下头，把羊毛布的末端塞进布缝里，打了个结。动作很轻，像是在包一件易碎的东西。
“你这个人，”她说，“对自己比对石头还狠。”
刘琦看了看自己被包成粽子的手，笑了笑。“石头比我硬。不对自己狠，凿不动石头。”
四
第五天，基岩凿平了。
不是全部凿平，是凿到了刘琦天工感知认为“足够平”的程度。高差从两三指降到了半指以内，这个精度在这个时代已经超出了任何工匠的预期。多吉站在坑底，用一块直木板靠在岩石表面，透过缝隙看对面的光线。缝隙很细，细到只有一张纸的厚度。他放下木板，抬起头看着刘琦。
“你是怎么做到的？”他问。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问刘琦“为什么”或“怎么做到的”。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他无法用自己几十年的经验解释眼前的现实——五天，两个人，两把铁锤，两根钢钎，把半个篮球场大的基岩凿到了这种精度。这不应该是不可能的，但它发生了。
“慢。”刘琦说，“一下一下地凿。不着急。”
多吉看着他，知道这不是全部的答案。但他没有追问。他把直木板收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石屑，走到坑边，朝上面喊了一声：“石头！可以运下来了！”
石块是从山脚下的采石场运上来的。青石，大块大块的，每块都有几十斤重，两个成年男人抬一块，沿着新修的小路，一步一步地往上搬。路窄，坡陡，石头重，每一步都要踩得很稳，不敢有丝毫分心。工人们的号子声从山脚下传上来，低沉而有力，像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
多吉站在坑底，指挥工人把石头一块一块地码在凿平的基岩上。第一层石头最关键——它们要承受上面所有石头的重量，必须码得稳、码得平、码得密。多吉用水平尺一块一块地校准，高了不行，低了不行，歪了不行，斜了不行。他蹲在石头上，眯着一只眼，透过水平尺的水泡看石头的平整度，像是一个狙击手在瞄准远处的目标。
刘琦站在坑边，看着多吉码石头。他的手还包着布，不能干重活，但眼睛没有闲着。他用天工感知检测每一块石头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一旦发现偏差，就走下去告诉多吉。多吉信他的手，但不信他的眼睛——“你的眼睛比我好使？”多吉有一次这样问。刘琦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不能说他的“眼睛”能看到分子层面，不能说他的“眼睛”比这个时代任何精密仪器都精确。他只能笑。
益西——那个托林寺的僧人——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