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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至此，鬼室福信死了，和尚道琛死了，百济复国运动的代表们，诸如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一看，扶余丰璋也不是什么明主。为了保住小命，他们率军投奔了刘仁轨，转头以唐将的身份协助刘仁轨、孙仁师讨平百济残余势力。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40直臣刘仁轨(第2/2页)
此时，俨然“光杆司令”的扶余丰璋只能向倭国求援。
倭国不负扶余丰璋所托，继皇极女皇在出征百济途中病死后，“大化革新”的领导者中大兄皇子又以天智天皇的身份主持攻唐战争。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后将军阿倍等人发兵27000余人来助扶余丰璋。
刘仁轨麾下虽然有孙仁师带来的7000唐军，但与刘仁愿等将合兵之后，唐军总兵力不过两万，在人数上远不是百、日联军的对手。
有意思的是，倭国的舰队跨海而来，却不急于攻伐唐军，而是先盯上了与日本隔海相望的新罗。新罗虽然国力不如百济、高句丽，但境内商业异常发达。从新罗智证王于公元6世纪初颁布法典在金城（今韩国庆州）开设东市以来，数十年间，新罗“市皆妇女贸贩”。及至日本发兵前，新罗俨然是东北亚的商业活动中心，常年聚集着来自唐朝及日本的贸易商人。因此日本贵族早就觊觎新罗的富裕，他们不管扶余丰璋在百济焦急地等待援军，只管在富裕的新罗展开大规模掠夺。为了给扶余丰璋制造从后方援助百济的假象，日本水师干脆放弃在海上游走伺机进攻的策略，改为登陆作战，一口气夺取了新罗杀鼻岐、奴江两座城池。
刘仁轨原本还担心日本水师跨海而来，一旦发起突袭，熊津都督府的唐军有限，难以多点据守。现在日本水师为逐利而改变策略，反而帮了刘仁轨的大忙。
唐军掌握日军动向后，集中兵力攻击百济残兵的重要据点加林城（今韩国扶余郡林川面一带）和临时首都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一带）。唐军猛攻两地，扶余丰璋损失过大，只能加紧催促倭国水师立即增援。
在这种情形下，倭国水师才放弃劫掠新罗，由日本海西行进入江华湾一带。
龙朔三年（663）八月，正当唐罗联军即将攻陷周留城时，倭国水师终于赶来。百济残余势力冒死杀出一条血路，派人沿海岸线招呼日军。
由于刘仁轨先前就料定百济会借倭国之手复国，因此在进攻周留城前，便将唐军部队一分为二。以刘仁愿、孙仁师以及新晋的新罗王金法敏为首，率主力从陆路进攻周留；而刘仁轨则率另外170余艘战舰由水路绕道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一带，对陆上唐军予以策应。
就在刘仁轨一行即将抵达白江口一带时，先头部队发现了百济残军的异动。刘仁轨据此判断，白江口应该就是倭国水师援助百济的登陆地。为防止敌人发现唐军踪迹，他当即决定暂缓原先作战计划，调转船头，朝白江口外布防，准备打倭国水师一个措手不及。
龙朔三年（663）八月二十八日，历史上第一次中、日决战正式打响。
这一战着实吓坏了倭国。
为了尽快解救百济盟友，倭国水师制定了“我等争先，彼应自退”的方案，打算集中先期投入白江口的400余艘战舰对唐军发动猛烈进攻，以此来打乱唐军的猛烈攻势，以勇取胜。
刘仁轨根本不怕敌人这一招。唐朝自设立水师起，每一支规模水军就标配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等制式战船。拿隋唐时代的经典楼船——五牙战舰举例，这种楼船单是箭楼就高五层，每层还配有大型弩机、投石机、绞车弩等装备，作战时不仅能搭载上百名军士，还能同时发射七支射程超过1000米的巨箭，直接摧毁前方战船。此外，唐军配备的艨艟、斗舰、走舸、海鹘，不但可以让将士在船上以梯形站队迎敌，还可以利用这些战舰的特性，配合唐军独特的水师战术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发起各类突袭攻击。
而天智天皇手里的这支水师部队，其主力由当时倭国地方豪强武装临时拼凑而成。即便设有前、中、后三军，但全军上下没有垂直的指挥系统，作战时只能一窝蜂乱冲，根本无法对唐军造成致命威胁。
刘仁轨正是利用了敌军的这一弱点，以行动不便的楼船为中心，在白江口水流缓慢处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压制倭国的水师冲锋。然后再利用机动性能优越的走舸、海鹘等，对倭国水师进行左右包抄，各个击破。另外开战前唐军还根据当时的洋流、风向、降雨量等作出预判，提前准备各种火箭、火药、火球等，只等倭军靠近时就发射。
于是刹那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刘仁轨与倭军前后鏖战四场，唐朝水师大获全胜。
倭国战败后，百济复国无望，残余势力很快土崩瓦解。而天智天皇经此一役，也不敢再抱有他是“日出处天子”的想法，而是派遣唐使赴唐朝学习先进文明，奉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