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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的信。我写了三句话，不多，但够用。”
陈默打开信封。信纸上确实只有三行字：
“此子可教。
体系初成。
给他一个舞台。”
落款是老陆的亲笔签名，日期是2000年3月15日。
“舞台……”陈默轻声重复。
“对，舞台。”老陆举起酒杯，“上海给了你训练场，深圳会给你真正的舞台。但记住，舞台上不只有掌声，还有陷阱、暗箭、和无数双想把你拉下来的手。”
两只酒杯在空中轻轻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声。
“祝你顺利。”
回忆结束。陈默把老陆的信装进行李箱内侧的防水夹层里，和其他重要文件放在一起：身份证、学历证明（虽然只是高中毕业证）、几张银行卡、还有那本记录着千万资产的存折复印件。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陆家嘴的夜景——比他两年前刚搬来时又多了几栋高楼。金茂大厦已经封顶，88层的观光厅亮着灯，像一根金色的针，刺向夜空。更远处，环球金融中心的工地还在施工，塔吊上的灯在夜雾中晕开成光斑。
这就是他奋斗了七年的城市。
1992年刚来时，他住在苏州河边的亭子间，四平米，月租八十块。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包子铺打工，下午去营业部看盘，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书。那时他觉得，如果能在这个城市立足，就是最大的成功。
1994年熊市最低点时，他的账户缩水到不足五万。那个冬天特别冷，亭子间没有暖气，他裹着两条被子，一边发抖一边复盘，试图找出自己错在哪里。后来他明白了——不是他错了，是市场错了。但个人无法纠正市场的错误，只能适应，然后等待。
1996年，他的账户第一次突破百万。那天他买了一瓶可乐——不是平时喝的一块钱的汽水，是三块钱的可口可乐。他坐在外滩的防汛墙上，看着对岸的工地，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也许真的有他的一席之地。
而现在，2000年春天，他带着千万资产离开。
没有遗憾，只有感激。
手机震动，打断了思绪。是沈清如的短信：“明天几点的船？”
陈默回复：“早上九点，飞跃号。”
“一路顺风。到了深圳，记得联系。”
“会的。”
简短的对话，却让陈默心里泛起一丝暖意。沈清如是他在上海认识的少数几个能聊得来的朋友之一——《财经观察》的记者，比他大两岁，理性、敏锐、对市场有独到的见解。他们是在一次投资论坛上认识的，因为对某只庄股的观点分歧而争论，又因为争论而互相欣赏。
她知道他要去深圳，也知道他去做什么。
“如果遇到麻烦，可以找我。”上次见面时她说，“我在深圳有些同行，也许能帮上忙。”
陈默没有问为什么。有些人之间的信任不需要太多解释。
他关掉手机，开始最后的检查。
三个行李箱：一个装衣服和生活用品，一个装书籍和资料，一个装电脑和设备。还有两个纸箱，已经封好，明天快递到深圳的新地址——梁启明的助理帮他租的房子，在福田区，离公司不远。
全部整理完，晚上十一点。
陈默关掉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站了一会儿。月光从窗户洒进来，在地板上投出方形的光斑。这个他住了两年的空间，此刻只剩下墙壁、地板和天花板，还有空气里淡淡的、即将消散的生活气息。
他深吸一口气，拉起行李箱，打开门。
门在身后关上时，发出轻微的“咔嗒”声。
再见了，上海。
二、晨曦中的离别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陈默已经坐在了去往外滩码头的出租车上。
清晨的上海还没完全醒来。街道空旷，环卫工人在清扫昨夜留下的落叶和纸屑。早餐摊飘出油条和豆浆的香味，公交站台已经有零星等车的人，打着哈欠，睡眼惺忪。
出租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收音机里放着早间新闻。
“……昨日深成指报收4563点，上涨1.2%，成交金额创年内新高。市场人士分析，随着网络科技概念的持续发酵，本轮行情有望向纵深发展……”
“师傅，能换个台吗？”陈默说。
司机瞥了他一眼，换了频道。这回是音乐，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温柔的嗓音在车厢里流淌。
“小伙子，去码头？”司机问。
“嗯。”
“出差？”
“算是吧。”
“去多久？”
陈默想了想：“可能很久。”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下去。
车子驶过苏州河。河水在晨光中泛着灰绿色的光，货船缓慢行驶，船头推开细碎的波浪。陈默想起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