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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跟着村民在雾里又颠了二十多分钟。
路越来越窄，几乎是贴着山崖边蹭过去的，雾气散了些，能看见下面深谷里模糊的树梢。
带路的疤脸老汉走在最前头，手里的柴刀一直没放下，时不时就回头盯我们货车一眼。其他几个村民散在车两边，手里的家伙也没松过。
这哪是带路，分明是押送。
刘月的脸色还是白的，但眼神稳了点，她不再死抱着相机包，而是把它搁在腿上，手指无意识的抠着包边。她看着窗外那些沉默走着的村民背影，又偷偷瞟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知道刘月在想什么。
刚才村民说的话，还有地上那些粗糙的扮鬼行头，让她有点发懵。
她本来以为这趟是来揭穿我虚伪面具的，没想到先撞见了一群被所谓的慈善坑惨了、只能装神弄鬼保护自己的山民。
她心里那套黑白分明的剧本，有点接不上了。
车子拐过一个弯，前面雾气里出现一片稀稀拉拉的木房子，靠着山势歪歪扭扭的挤在一块。大部分房子是木板加泥墙糊的，屋顶盖着发黑的茅草或者破瓦。只有村口一间稍大的房子像是石头砌的，门口挂着个快看不出颜色的木牌，上面字迹模糊。
这就是坳子寨。
南方偏远的一个寨子。
车在村口的石屋前停下。
听到动静，又有十几个村民从各自屋里钻出来，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半大孩子。都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脸被山风吹得黑红。
他们围过来，眼神跟带我们来的村民一样，警惕、怀疑，还带着一股子恨意。
疤脸老汉走到石屋门口，对着里面喊了一嗓子土话。
不一会，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出来，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副老花镜，镜腿断了一边，用线缠着。他看起来有七十多了，背有点驼，他看了看货车，又看了看从车上下来的我和刘月，最后目光落在疤脸老汉脸上。
疤脸老汉用土话快快的说了几句，指了指我们，又指了指车，语气激动。周围村民也嗡嗡的议论起来，夹杂着“外乡人”“骗子”“抢东西”这些我能听懂的词。
中山装老人抬手压了压，议论声小了。
他走到我面前，打量了我几眼，用带着口音但还算清楚的普通话说：“我是这里的村支书，姓杨。阿亮说你们是送东西来的，给娃子？”
我点头：“杨支书，车里是书、文具，还有一些过冬的衣服。给学校孩子的。”
杨支书没说话，走到货车后面。
疤脸老汉——阿亮，立刻跟了上去，手里还攥着柴刀。
杨支书示意他打开车厢门。
车门拉开，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箱露了出来。
杨支书让阿亮搬下两箱，就地打开。
一箱是新书，另一箱是成套的文具。
书本的油墨味和塑料文具的味道散出来，在潮湿的山村空气里有点不搭调。
围观的村民安静下来，伸长脖子看。
孩子们从大人腿缝里钻出来，眼睛盯着那些彩色的书本和印着图案的铅笔盒，眼里有好奇，有渴望，但不敢靠前。
杨支书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看了看文具。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看向我，眼神复杂：“东西……是好东西。但你们……是什么人？哪里的？为什么要送这些来？”
“滨海来的。我叫李阿宝。”我说，“开赌场的。有人觉得我该做点好事换个名声，我就来了。东西是实打实买的，路是我自己开的，就这些。”
我没提沈一刀，没提杜三爷，没提那些乱七八糟的算计。
在这儿，那些东西太远，太虚。
“赌场……”杨支书重复了一遍，眉头皱得更深。
周围村民又响起低低的议论，看我的眼神多了层别的意思。
除了警惕，更多的是厌恶，好像在说“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刘月这时候忽然上前一步。
她脸色还有些发白，但背挺直了，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相机，镜头对着打开的纸箱和围观的村民孩子，对着杨支书，声音清晰：
“杨支书，刚才路上，阿亮叔他们说，之前有别的慈善组织来过，不但没帮助，还偷伐了村里的树，抓走了保护动物？能具体说说吗？是哪里的组织？什么时候的事？”
杨支书看向刘月，又看了看她手里的相机，眼神里闪过一丝疲惫和痛楚。
他叹了口气，指了指石屋：“进来说吧。阿亮，叫两个人守着车。其他人，散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进了石屋，里面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光。
陈设简单，一张旧木桌，几条长凳，墙上贴着些早已发黄的文件和褪色的奖状。
杨支书让我们坐下，自己走到角落，从一个铁皮罐里捏了点碎茶叶，用暖水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