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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雪灵的脸色不出意外的变了，变得很难看。
“是要给我看病吗？”她问。
“不是的！”郑龙梅赶紧摆手，“其实是秦老师发现我有自杀倾向，打算给我介绍一个好的心理医生……”
蹩脚的理由，而且越抹越黑。
我叹了口气，扶着桌面站起来，伸手接过闫雪灵手里的咖啡，放在桌子上。
“你猜的没错，”我说，“不过，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希望你能抽空去和心理辅导室的老师聊聊。”
闫雪灵再次露出笑容，那笑容里有一丝轻松。
“谢谢你对我说实话，不过还是算了，我没有病，心理医生对我没有用处。但是……”她做了个鬼脸，“如果是去做婚前医学检查，那我肯定跟你去！”
“婚前检查也包含精神方面的鉴定。”
“骗人。”
闫雪灵坐回桌前，将咖啡分给每个人。
我和郑龙梅分到了冰拿铁，她给自己留了杯热的。
“不骗你，”我也坐下，“我结过婚，这种事记不错。”
“杨茗也做了精神鉴定？”
“没，大夫没要求我们做。”
“她该做。事后证明，她就是个精神病，而且是个控制狂。”
郑龙梅露出不解的表情，闫雪灵于是将“夺命十三催”的故事讲给她听。
郑龙梅听完，露出了厌恶的神情。
“如今回想起来，”我挠挠头，“精神病医生的诊室就在同一条走廊的斜对过，当初该顺道过去坐坐，而不是火急火燎的下楼领证。”
郑龙梅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哈……所以，秦老师，您这算不算是‘吃一堑、长一智’？”
还没等她说完，她便意识到这句话中蕴含的对闫雪灵的冒犯。
“抱歉，姐妹，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关系，我知道。”
闫雪灵打开杯盖，小口啜着咖啡。
郑龙梅满脸尴尬，她不再主动开口，也低头喝起了咖啡。
我也乐得片刻安静，心中暗自庆幸：“精神病”这个灾难般的话题总算是过去了。
闫雪灵喝的飞快。比起享受咖啡的香醇，她似乎更贪图其中蕴含的热量。
“呼……热热的，好舒服。”她长出了一口气，目光转向桌面，“学姐，这些荧光棒、荧光粉、荧光口红都是你的东西吧？今晚有应援活动？还是你打算后半夜去蹦迪？”
“蹦迪？用得着这些东西？”
我没去过迪厅。
“你也不想在黑漆漆的舞池里搂错了人，对吧？”闫雪灵瞥了我一眼，“还是说，你早就想这么干？”
我哑然。
“不是，”郑龙梅说，“这些都是表演道具，我们正在为‘樱桃节’准备歌舞节目。”
“樱桃节”，是筑友大学一年一度的庆典，是一场属于学生的狂欢。
起初他们只是在樱桃收获季节（也就是六月份）用脏床单、水果、薯片和含有酒精的饮料占领操场。他们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打打扑克，就和寻常野餐一样。之后便有喝的醉醺醺的家伙冲上主席台，扯出麦克风高声献唱。他唱了一曲又一曲，唱到自己潸然泪下却仍不肯罢休。不得已，学生们派出了另一个醉汉，用一瓶啤酒换走了他手里的麦克风。再往后，便是全操场的彻夜大合唱，跳舞，嬉闹。学生们忘乎所以的玩个通宵，累了就四仰八叉的睡在足球场那些饱受蹂躏的小草上，直到第二天早上被即将爆炸的膀胱叫醒。
对于这种行为，学校起初很反感，认为学生们给保洁阿姨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但当看到电视台、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们纷纷朝这种举动竖起大拇指，他们僵化的脑壳突然开窍了。他们不再反对这项活动，反而调动越来越多的经费和校友关系来充实它。
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花样也越来越多，樱桃节由一个夜间的自娱自乐变成了“有组织、有预谋”的一周狂欢。各个社团会在此时轮番上街献艺，同时摊出二维码，给自己挣几顿像样的饭钱；毕业生们会把自己不用的东西、书籍拿到马路边摆摊卖掉，甚至连临近学校的学生也来凑热闹；各类型的比赛项目会绞尽脑汁的把决赛日保留到那几天展开，借以提高比赛的知名度；艺术类、建筑类、影视类专业会在那段时间集中举办学生成果展，连学校都会抓住时机组织教师及离退休职工书画艺术展。
当然，这里面少不了深不可测的校友们，他们分布在很多奇奇怪怪的行业，对于大型活动有着奇异的敏感度。曾经有一年，有个校友把整整一卡车服饰拉进了500人礼堂，还带来了专属的男女模特。俊男靓女们现身说法，在台上向工科院校的土包子们传授了又实用又出片儿的穿搭技巧，你可以想象那天晚上的校园有多火爆。
在樱桃节前的几天里，日子最难熬的当属任课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