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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政策，只讨论理念：“葡萄牙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包容多元的国家？”“海洋贸易的伦理界限在哪里？”“历史记忆对民族认同有多重要？”
反响是混合的。年轻一代——学者、学生、进步商人——热烈响应。但保守势力——教会高层、大贵族、殖民地既得利益者——明显警惕。杜阿尔特意识到，即使在他自己的支持者中，也存在深刻分歧。
1623年，一个关键时刻到来。里斯本宗教裁判所逮捕了一名文化复兴协会的年轻成员，指控他传播“异端和分裂思想”。被捕者拥有《葡萄牙王国基本原则草案》的部分加密笔记，虽然笔记本身无法直接解读，但足以引起怀疑。
杜阿尔特面临选择：公开干预，可能暴露整个网络；不干预，可能失去一位有价值的成员，并让其他人寒心。
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通过西班牙宫廷内部的葡萄牙同情者施压，同时安排杰出的耶稣会士为被捕者辩护，强调他只是在探讨“哲学问题”，没有政治意图。经过三个月的周旋，被捕者被释放，但被要求离开里斯本，返回家乡。
这次事件教会杜阿尔特两个重要教训：第一，宗教裁判所依然是强大的敌人；第二，需要更安全的通信和更严格的操作纪律。
也是在1623年，杜阿尔特收到了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加密信件。发信人是迭戈·德·席尔瓦，莱拉·阿尔梅达生前的合作伙伴，现在五十多岁，继续领导记忆网络的北部分部。
信中，迭戈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得知您在推动基于阿尔梅达家族理念的改革愿景。我们钦佩您的勇气。但请允许我们提醒：理念的力量在于其真实性，不在于政治实用性。如果您为了获取支持而稀释这些理念，您将失去它们的灵魂。
我们愿意提供帮助：通过我们的学术网络，在国际上传播这些理念；通过我们的安全系统，改善您的通信保密；通过我们的经验，培训您的人员。
但我们坚持条件：我们的网络保持独立。我们不是政治工具，是伦理监督者。我们支持的是理念本身，不是任何个人或派别。”
杜阿尔特思考了整整一周，然后回信：“我接受您的条件。我们需要独立的伦理声音，尤其是在权力诱惑面前。请派遣一位联络人，指导我们改善安全系统。也请通过您的国际网络，让欧洲知识界了解葡萄牙正在孕育的新思想。”
1624年初，一位特殊“访客”抵达维拉维索萨城堡：伊莎贝尔·科斯塔，二十八岁，莱拉在阿姆斯特丹训练的年轻守护者之一，现在负责记忆网络的国际联络。她化身为荷兰植物学家的助手，表面任务是研究葡萄牙特有的植物种类。
伊莎贝尔在城堡停留了两周。白天，她收集植物标本；晚上，她与杜阿尔特的团队工作。她带来了记忆网络发展了四十年的安全协议：多层次加密、死信箱系统、伪装通信、风险评估框架。
更重要的是，她分享了网络的核心哲学：“我们不是反对权威，是主张权威必须接受真理的约束。我们不是反对国家，是主张国家必须服务人民而非统治者。我们不是反对传统，是主张传统必须经过批判性继承。”
杜阿尔特被这个年轻女子的清晰和坚定打动。“莱拉女士训练了优秀的一代，”他对米格尔说，“他们理解理念的力量，但也理解保护理念所需的纪律。”
伊莎贝尔离开前，给了杜阿尔特一个建议：“您需要连接不同的抵抗群体——不只是贵族，还有平民组织、新基督徒网络、海外葡人社区。他们各有资源和视角，但缺乏协调。我们可以帮助建立这种连接，通过中立的、可信的渠道。”
这个建议启发了杜阿尔特的下一步行动：建立“葡萄牙未来委员会”，一个更广泛的咨询机构，不仅包括贵族学者，还包括商人代表、法律专家、甚至两位同情葡萄牙事业的低级教士。委员会不做出正式决定，而是提供多元视角，帮助杜阿尔特理解不同群体的关切和底线。
到1625年，“磐石”项目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安全协议和人际网络。杜阿尔特感到，在理念和组织上，葡萄牙复国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准备充分。
但外部环境在恶化。西班牙在三十年战争中陷入更深，奥利瓦雷斯公爵为了筹集军费，加重了对葡萄牙的税收。同时，荷兰西印度公司加强了对巴西和非洲葡萄牙殖民地的攻击，葡萄牙海外利益受到双重挤压。
1626年，一场危机迫使杜阿尔特采取更公开的立场。奥利瓦雷斯宣布新的税收计划，要求葡萄牙承担比以往高30%的战争税。葡萄牙议会（Cortes）中的葡萄牙代表抗议，但被驳回。
杜阿尔特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他私下联络了其他不满的葡萄牙贵族，共同起草了一份《温和请愿书》，礼貌但坚定地指出税收的不公和对葡萄牙传统权利的侵犯。请愿书没有要求独立，但暗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