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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尔瓦先生。荷兰虽然自由，但西班牙的眼线无处不在，而且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状态使得任何涉及西班牙的事务都很敏感。”
迭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宗教裁判所或西班牙情报网络可能已经注意到他的活动。他立即采取行动：转移地下室的所有秘密印刷材料到三个分散的安全屋；更改与记忆网络联络的密码系统；让妻子安娜带着女儿贝亚特里斯暂时搬到莱顿的亲戚家。
但他没有停止工作。相反，他认为危机也是机会：是时候测试网络在压力下的韧性了。
通过加密信道，他联系了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修士，报告了情况并请求指示。回信很快到达：
“安全第一。暂停所有文献流动至少两个月。巩固现有网络，但不要扩张。评估威胁程度：是泛泛的怀疑，还是具体的指控？如果是前者，谨慎即可；如果是后者，考虑暂时离开阿姆斯特丹。
关于莱拉女士：最新消息称‘海鸥号’已从东印度群岛启程返回，预计六月抵达。她的记录极为重要，需要安全接收和分发。
坚持。黑暗越深，光越珍贵。”
迭戈决定暂时不离开。他的印刷坊有合法的商业活动作为掩护，突然离开反而可疑。但他加强了安全措施：雇佣了一个可靠的保镖兼助手，安装了更复杂的门锁，与邻居建立了守望互助的关系。
四月初，威胁具体化了。一天下午，两个自称是“海关稽查员”的人来到印刷坊，要求检查近期印刷的所有材料。他们有正式文件，但迭戈注意到其中一个的口音有轻微的安达卢西亚特征——不是荷兰人，甚至不是弗拉芒人，是西班牙人伪装的。
迭戈冷静应对，展示了所有合法的商业印刷记录：账簿、商业合同、宗教小册子、通俗读物。他注意到那两人特别仔细地检查了纸张库存和油墨使用记录，显然在寻找“隐藏印刷”的证据。
“你们的印刷量似乎比记录的要大，”其中一人指出，“纸张消耗和实际成品数量对不上。”
这是危险的观察。迭戈早就考虑到这一点，准备了解释：“我们为学徒提供练习材料，这些练习品不记录为正式印刷。此外，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废品率——纸张损坏、印刷错误等。”
这个解释勉强被接受，但两人离开时明显不满意。迭戈知道，他们还会回来。
当天晚上，他在安全屋会见了记忆网络在阿姆斯特丹的核心成员：一位莱顿大学的葡萄牙流亡学者，一位同情葡萄牙事业的荷兰商人，还有两位“新基督徒”社区的代表。
“我们需要分散，”迭戈直截了当地说，“所有敏感材料已经转移，但人员也需要暂时分散。我建议：暂停集体会议，改为单线联系；重要文献制作微缩副本，藏在多个地点；准备紧急撤离计划。”
学者提出担忧：“如果我们分散，网络效率会降低。莱拉女士的记录即将抵达，需要接收、整理、复制和分发。这需要协调。”
“那就建立更安全的协调系统，”迭戈说，“使用死信箱、加密广告、商业代码。我们的祖先在宗教裁判所的追捕下保存知识几百年，我们也能做到。”
他们制定了详细计划：莱拉抵达后，由荷兰商人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接收她的“科学和商业记录”，然后秘密转交；学者负责学术内容的整理和加密；两位“新基督徒”负责通过商业网络分发安全版本。
“记住我们的原则，”迭戈在会议结束时说，“不是政治阴谋，是记忆保存。不是推翻政权，是抵抗遗忘。即使被捕，即使审讯，我们也只承认收集和保存知识。这在荷兰法律下不是犯罪——除非涉及煽动暴力，而我们从未涉足暴力。”
但他心中知道，宗教裁判所不尊重荷兰法律，如果他被西班牙特工绑架或暗杀，不会有官方保护。
回家路上，迭戈格外警惕。阿姆斯特丹的春夜，运河边的房屋灯火通明，酒馆里传来笑声和歌声，这座城市看起来如此自由和安全。但在这表面之下，暗流涌动：西班牙与荷兰的战争仍在继续，宗教和商业冲突交织，间谍和反间谍活动无处不在。
他想起在马德里的日子，作为宗教裁判所的低级官员，见证过审讯和迫害。那时他感到恶心和矛盾，但只能沉默。现在，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但代价可能是他和家人的安全。
到家时，安娜已经带着贝亚特里斯从莱顿回来。两岁的女儿扑进他怀里，用混合的荷兰语和葡萄牙语说：“爸爸！书！读！”
安娜表情严肃：“莱顿的亲戚说，有陌生人在附近打听我们。我问了描述——很像你今天提到的那两个人。”
迭戈感到心中一紧。“我们需要准备随时离开。”
“去哪里？”安娜问，声音平静但眼中有关切。
“英格兰？法国？或者更远的……”他停顿，“但我不能离开。莱拉的记录即将抵达，网络需要我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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