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河工的难题（求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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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工，顾名思义就是河防工程，不过在清代特指的是治理黄河、淮河及运河的工程和事务。但凡定都北方的皇朝都极为重视河工——河工关系到漕运的安全，关系到京师粮食供应的问题。河工一旦糜烂，整个北方都得饿肚子，只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清朝这般重视河工：不但有庞大的河工管理机构，设立了河道总督，每年投入的河工治理经费更是多得惊人——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廷的经常性财政支出中，河工费、塘工费共计526.28万两，占总支出的10.39％，仅次于军费支出（占57.14％）和官吏的俸禄支出（占15.58％）。
    按理说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至少能保证漕运的安全了吧，其实不然，黄河、淮河年年都有溃堤之事，漕运也是时断时续，虽说不至于到了令京师民众揭不开锅的地步，可京师粮食供应紧张却是不争的事实，康熙两次征西都未能尽全功，粮草供应不上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自打康熙二十七年初河道总督靳辅被郭琇参倒之后，到如今不过短短八年的时间，却换了九任河道总督，一任不如一任，河工已是糜烂至极，这其中原因众多：
    首先，河工是件技术活儿，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河工主管者，不但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得有长期的实践经验，这可不是随便看了几本前人治河的小册子就能成的，大清朝现有的河工官员在素质上压根儿就不合格——一群将毕生精力花在四书五经上的书生哪有时间去钻研河工，基本上都是些半路出家的货色。
    其次，机构的设置也极为不合理：为了体现河工的重要性，大清自打在北京立朝开始就设立了河道总督一职来主理河工事宜，这原本是好意，不过却出现了一个有些怪异的局面——工部主管的是天下的建筑、水利，按理来说河工也属于工部的该管范围，可现下河工的管理是独立出去了，但造价预估、核算却依旧由工部管着，这两家之间扯皮倒灶的事儿那就少不了了。再者，现行的河工管理是分段责任制，各段的官佐良莠不齐，河堤的修缮能力也就天差地别，这河工的质量可就问题多多了。
    第三，河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能员干吏没几个，贪官污吏倒是车载斗量海了去了——虽说每一任河道总督都是由康熙老爷子特简的人选，可下面那起子官员的来历就复杂了，每一任河道总督都会往机构内塞一些自己人，再加上朝中显贵们的门人弟子、阿哥们的门下包衣奴才之类的更是多得不得了。这帮子官员搞河工不行，弄些子克扣工钱，虚报造价之类的事儿却是个顶个的好手，指望这帮人能搞好河工就跟指望天上掉馅饼的几率差不多。
    其四，无论是一代治水能吏靳辅，还是他那些无能的后任们，在治理河工时所采用的“束水攻沙”或是采用“多重堤防”，都是立足于堵，而不是立足于疏——哪儿决了堤就去堵哪儿，疲于奔命不说，还没什么效果，别说这会儿科技落后，就算是后世机械化运作了都无法完全防止溃堤事件的发生。不过嘛，话又说回来了，堵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漕运的要务摆在那儿，运河里没了水怎能行船？
    说到漕运，这又是件极为烦人的事儿：清代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漕运上的官全是肥缺，一个道台三年任期下来，手里头少说也有个十万、八万的银子，这还算是较廉洁的，若是心黑一点，瞒报、贪污一下，几十万两的银子也不算太大的问题。
    正因为河工、漕运投入巨大，贪官污吏充斥其中，一石米从产地运到京师，其价格已是原产地的三倍还多，极大地拖累了清皇朝的财政状况；再加上康熙两次亲征葛尔丹耗资极大，到了康熙三十五年，原本宽松的财政已经出现了巨额的亏空。对于那帮子河工、粮道大员的能力和品性，康熙老爷子心中也是有数的，头前就派出了一向以严厉出名的四阿哥胤禛，试图对河工和粮道进行整治，没曾想老四不但没能成功整顿吏治，反倒被那起子官员们联起手来摆了一道，险些命丧于洪水中，这令老爷子不免有些悻悻然，只可惜手头实在是无人可用，而对葛尔丹的战争又牵扯了他太多的心思，不得不将河工之事暂时搁在一旁，这回胤祚为了“xing福”算是自个儿撞到老爷子的枪口上了，康熙老爷子顺势就将这烫手的山芋搁胤祚怀里了。
    嘿，老爷子，算你狠！咱是不懂河工，可咱前世那会儿参加抗洪抢险时，可没少看过这方面的资料，这治河的要诀说穿了其实也简单得很，不就是个疏字吗？只要是能保证得了漕运，压根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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