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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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版的。还有这张，是八十年代重录的。你们要哪种？”
    小星星看了看价格，1972年版的要贵不少。“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吗？”
    “音质不同，演唱者的感觉也不同，”老板拿出一台老式唱片机，放上1972年的那张，“你们听。”
    唱片机里传出略带杂音但充满力量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合唱的声音浑厚而整齐，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出来。
    老板又换了八十年代的那张。这个版本音质更清晰，伴奏更丰富，但小星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那种粗糙的、原始的力量感。
    “我们要1972年这张。”小星星掏出攒了很久的零花钱。虽然贵，但值得。
    老板包好唱片，又送了他们一张清洁唱片的绒布：“好好保存。这种老唱片现在越来越少了。”
    抱着唱片回家，小星星感觉像捧着一个宝贝。这不仅仅是音乐，是一段历史的声音载体。他想，周末可以带着唱片机去刘师傅家，先放给他听，也许能唤起他的记忆。
    晚饭时，小星星说起买唱片的事。霍星澜点点头：“你们准备得越来越充分了。不过记住，最重要的不是这些物件，而是老人家本人。你们的倾听和尊重，比什么都重要。”
    林绵正在盛汤，补充道：“对了，周末我送你们去。周老师家我去过一次，在老城区的小巷子里，车开不进去，得走路。你们要穿舒服的鞋子。”
    “妈妈认识周老师？”
    “她教过我们小区的孩子钢琴，”林绵回忆，“是个很和蔼的老人，家里养了很多花。她说话声音很温柔，但教起音乐来很严格。”
    晚饭后，小星星继续整理刘师傅的笔记。今晚看到2006年到2008年。这几年，工厂的状况时好时坏，笔记里记录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生产，也记录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离开。
    “2006年3月8日，妇女节。厂里给女工发毛巾和肥皂。车间的女工不多，但个个能干。张姐开冲床比很多男工还稳，她说‘机器不分男女，只看你用不用心’。”
    “2007年9月1日，儿子小明上大学，去外地。送他到火车站，他头也不回地进了站。想起他小时候，我下班回家，他总在路口等我。时间真快。”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厂里组织捐款，大家都很积极。王师傅已经退休三年了，特意回来捐款。他说：‘咱们工人别的不多，力气和心意有的是。’”
    看着这些记录，小星星仿佛看到一个时代慢慢落下帷幕。机器还在转，但人渐渐少了；歌声还在唱，但声音渐渐小了。可那种精神——认真、团结、有力量——还在字里行间闪烁着。
    周五晚上，小星星把周末要带的东西全部检查了一遍：录音笔、备用电池、笔记本、刘师傅的笔记本（已经看到2010年）、老唱片、唱片机、小宇爷爷的磁带、小雨画的速写、小文的信、给周老师准备的他们自己唱的歌的录音……
    “像个小小的博物馆。”林绵看着摊了一床的东西，笑着说。
    “还少一样。”霍星澜从书房出来，手里拿着那台胶片相机，“这个带上。但记住，胶卷只剩二十张了，要省着用。”
    小星星郑重地接过相机。他知道，每一次快门都很珍贵，要留给真正值得记录的瞬间。
    周六早晨，天气很好。秋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小星星起得比平时还早，洗漱时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不是紧张，是期待。
    早餐后，小雨、小文、小宇陆续来了。每个人都背着鼓鼓的书包，脸上是既兴奋又认真的表情。
    “我昨晚练习了我们准备唱给周老师的歌，”小雨小声说，“还是有点跑调。”
    “没关系，”小文安慰她，“周老师是音乐老师，她听得出来我们是真心的。”
    林绵开车送他们去老城区。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变化，高楼变少了，老房子多了起来。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有些已经飘落在地上，车轮碾过时发出“沙沙”的声音。
    周老师住在一条窄窄的巷子里，青石板路，两边是斑驳的白墙。巷子很安静，能听到某户人家电视机的声音，还有厨房里炒菜的“刺啦”声。
    找到门牌号，小星星深吸一口气，按响了门铃。门很快开了，一位头发花白但梳理得整整齐齐的老人站在门口。她穿着浅灰色的毛衣，戴一副细边眼镜，笑容温和。
    “是田老师说的孩子们吧？快进来。”
    周老师的家不大，但整洁温馨。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立式钢琴，擦得锃亮。墙上挂着一些老照片，有演出的合影，有学生的毕业照。窗台上摆满了各种盆栽，绿油油的，生机勃勃。
    “周老师好。”四个孩子齐声问好，有些拘谨。
    “别客气，坐。”周老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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