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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数据，再到最后手工修研的细节。每页都有操作者签名，有检测员确认，还有当时车间的温湿度记录。
穆勒翻得很慢。看到精磨最后一面的数据时，他停住了。那一页上，切削力曲线有一个明显的尖峰，旁边有手写备注：“外部汽笛引发共振，操作工手动降速20%，恢复稳定。”
“这个，”他指着那个尖峰，“当时你们没有停机？”
“停了就前功尽弃。”谢继远说，“温度已经稳定，砂轮寿命将尽，停机重新启动，至少要浪费两小时，而且无法保证恢复到之前的稳定状态。操作工选择实时调整，用经验补救了系统的缺陷。”
穆勒看向赵建国——那天晚上的操作工。年轻人有些紧张，但还是挺直了腰板。
“你当时怎么判断要降速20%？”穆勒用英语问，翻译转述。
赵建国想了想，回答：“凭感觉。砂轮声音突然变尖，手扶在工作台上能感觉到细微的震颤。20%……是大概的数值，我就是把进给手柄往回拉了大概这么多。”他做了个手势。
翻译有些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准确翻译“凭感觉”。但穆勒听懂了，他点点头，对赫尔曼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指尖智慧’。在自动化系统失效的边界，人的经验和直觉是最后一道防线。”
验收继续进行。年轻工程师用带来的全套德国检测设备，对第五把刀进行现场复检。三坐标测量机、圆度仪、表面粗糙度仪、硬度计……每项检测，都要和“701”自己的检测数据对比。
结果让两位德国工程师都有些惊讶——不是数据对不上，是几乎完全一致。在关键的公差项目上，德国设备的检测结果和“701”用国产设备检测的结果，偏差不超过0.0001毫米。
“你们的检测能力，”赫尔曼推了推眼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检测设备是国产的，但方法是我们自己改进的。”技术科长老周解释，“比如测量表面粗糙度，国家标准要求取五个点的平均值。但我们发现，对于这种高精度刀具，取九个点并按权重计算，更能反映真实情况。还有温度补偿……”
他拿出一本手写的《高精度检测操作规程》，里面详细记录了各种土办法：用煤油浸泡工件稳定温度，用丝绸擦拭测头避免静电干扰，甚至包括检测员操作前要静坐十分钟稳定呼吸——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微米级的测量。
穆勒翻着这本用圆珠笔手写、有些页面还有油渍的手册，久久没有说话。最后他抬起头：“谢厂长，你们这些方法，可以申请专利。”
“专利？”谢继远笑了，“这些都是老师傅们几十年摸索出来的土办法，上不了台面。”
“在德国，最值钱的就是这些‘上不了台面’的经验。”穆勒认真地说，“它们往往比那些写在教科书上的标准方法更有效，因为它们是从真实问题中生长出来的。”
现场检测全部完成。第五把拉刀，所有指标达标，其中三项关键精度还优于合同要求。
会议室里，穆勒拿出正式的验收文件。“谢厂长，第一把刀，克劳斯公司正式接收。按照合同，我们会支付第一笔款项——四千八百马克，按今天汇率，大约折合一万两千元人民币。”
一万二。听到这个数字，陈德海的手抖了一下。这笔钱，能还上一部分贷款利息，能买几片新的立方氮化硼砂轮，能给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人发一笔奖金。
但穆勒接下来的话更重要：“基于第一把刀的成功，公司决定，把原定五把的试订单，扩大到二十把。交货期延长到六个月，价格不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二百二十九章：验收日(第2/2页)
二十把，九万六千马克，约合二十四万人民币。这几乎是“701”厂现在一年的产值。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然后，是压抑着的、低低的吸气声。
“但是，”穆勒话锋一转，“有新的要求。”
所有人再次屏住呼吸。
“第一，从第二把开始，每把刀都要附赠完整的数据包——就像你们第一把做的这样，但要更详细。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个异常情况的处理过程，每一个手工调整的决策依据。”
“第二，我们希望派两位德国实习生来学习三个月。他们不是来指导，是来学习——学习你们如何用有限的设备，实现高精度加工；学习师傅们的经验如何与数字化系统结合。”
“第三，”穆勒顿了顿，“我们想购买你们的《高精度检测操作规程》的非独占使用权。价格可以谈。”
三个要求，一个比一个出乎意料。特别是第三个——德国公司要买中国三线厂的“土办法”。
谢继远没有马上回答。他看向窗外，雪还在下，车间屋顶已经白了。他又看向会议室里的人们：王有才坐在角落，手里无意识地转动着那把他用了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