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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散热味的浑浊热浪扑面而来，几乎让人窒息。昏暗的灯光下，几十台老式CRT显示器闪烁着幽蓝的光，大部分机位都坐着人，有光着膀子打游戏的少年，有穿着工装裤看电影的农民工，也有对着聊天窗口噼里啪啦打字、脸上泛着油光的年轻人。吊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秃顶，穿着汗湿的白色背心，挺着啤酒肚，正靠在柜台后面的破藤椅上打瞌睡，手里还捏着一本卷了边的武侠小说。
耿斌洋走过去，敲了敲满是烟灰和饮料渍的玻璃柜台。
老板睁开眼，上下打量他——一个脸色苍白、眼神空洞、穿着廉价T恤的年轻人，看起来不像来找乐子的。
“上网？三块一小时，包夜八块。空调坏了一台，里边更热。”
“你们……招人吗？”
耿斌洋的声音有些干涩，太久没怎么说话，加上闷热，喉咙像堵着砂纸。
老板挑眉，坐直了些：
“招网管，白班早七点到晚七点，一个月五百，管中午一顿。活简单，开机子，泡面，卖点饮料零食，有问题就让人重启。晚上要顶班的话另算二十块。干不干？”
“干。”
就这样，耿斌洋成了“极速网络”的白班网管。
工作确实简单。早上七点接班，打扫卫生——主要是扫地、拖地（永远拖不干净黏腻的地面）、清理烟灰缸和泡面桶。给通宵的客人结账，收钱，找零。白天，有人来就收钱开机，有人喊“网管，泡个红烧牛肉面，加根肠”就去柜台后面撕调料包冲开水。机器卡住了、蓝屏了、没声音了、键盘按键不灵了，一律回答：“重启试试。”偶尔遇到重启也解决不了的，就硬着头皮说“等老板来修”，其实老板多半也不会修。
中午，老板的媳妇——一个同样胖乎乎、总是汗涔涔的女人——会从后面用木板隔出的小厨房端出一大锅饭菜。通常是青菜炒肥肉片，或者土豆丝炒辣椒，油重盐也重，盛在不锈钢盆里，油光发亮。耿斌洋就和老板一家挤在柜台后面的小桌子上，就着嘈杂的键盘声和游戏音效，默默地吃完。饭菜味道一般，但确实是热的，能提供能量。
这份工作给了他一个粗糙的“人”的形状。他需要按时起床（尽管常常失眠），需要和人进行最简单的交流
“几号机？”“多久？”“三块。”“泡面三块五，肠一块五。”
需要处理一些具体而微小的事务。这让他从那种完全悬浮的、自我吞噬的状态里，稍微降落到了地面上。虽然这片地面满是污垢、黏腻和嘈杂，但至少是实的，能踩出脚印。
网吧的旧电视机永远开着，通常锁定在本地电视台播放的婆媳剧或滚动播放画面模糊的港产枪战片光碟。偶尔，耿斌洋在擦拭柜台或递泡面时，会瞥见电视里闪过体育新闻的片段，看到某个熟悉的联赛标志，看到奔跑的身影，看到绿色的草地……
他会立刻移开视线，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又像是被滚烫的烟头烫了一下，传来尖锐而短暂的痛楚。然后，那痛楚会转化为更深重的麻木。
日子像生锈的齿轮，在闷热和汗水中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早七晚七，泡面，重启，打扫，睡觉。周而复始。晚上回到那个漏雨闷热的出租屋，他有时会拿出那个裂屏的旧手机，用手指摩挲着冰凉的屏幕，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开机键。
他知道里面有什么，也知道看了之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他把它塞在枕头底下，像个不敢触碰的封印。
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像墙角那盆无人照料、奄奄一息的绿萝，在这座南方小县城闷热的角落里，慢慢枯萎，慢慢被灰尘覆盖，慢慢自己也遗忘自己曾经绿过。
大约在齐县待了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早晨，事情发生了转折。
那是个普通的工作日。南方的盛夏，清晨六点半天已大亮，阳光白得刺眼，热气从地面蒸腾起来，视野里的景物微微扭曲。他像往常一样，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被晒得发软的水泥路去网吧上班。T恤后背已经湿了一小块。
走到一个丁字路口，他正准备拐弯，一道刺眼的反光突然从侧面射来，伴随着低沉的引擎声。
他眯起眼，下意识地停住脚步。
一辆黑色的宝马7系轿车，像一头沉默而优雅的野兽，缓缓地、不容置疑地横在了他身前。车身锃亮如镜，在炽烈的晨光里反射着令人目眩的冷冽光泽，与周围破败、灰扑扑的环境格格不入，仿佛时空错位投下的一道阴影。
耿斌洋心里猛地一坠，几乎是本能地后退两步，低下头，想从车尾绕过去。他不想惹麻烦，尤其不想和这种明显不属于这里的人或事物产生任何交集。
“咔哒。”
后座的车窗平稳降下。
一个声音传来，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直接凿进他因闷热而有些昏沉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