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王建：从白发小吏到“王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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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9章王建：从白发小吏到“王司马”(第1/2页)
    46岁的王建，站在昭应县（今陕西临潼）县衙门口，手里拿着任命文书，风一吹，头发白得晃眼。跟他一起考中进士的人，早有人当上了州官，出门前呼后拥；他倒好，熬到快五十，才混上一个“县丞”——从八品的小官，连县令的副手都算不上，管的全是鸡毛蒜皮的破事：收赋税、断邻里纠纷、替县令写报告。
    有人跟他打趣：“王兄，您这‘吏’当得，头发都等白了。”王建笑了笑，没说话。他心里清楚，对一个寒门出身、又在边塞蹉跎十三年的人来说，能有个官做，已经算老天开眼了。他没想到，这一当小官，就当了十几年。
    白发初为吏：昭应县丞的日子，琐碎里藏着心酸
    昭应县离长安近，算是个“京畿小县”，事儿却不少。王建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先去县衙点卯，然后跟着差役去乡下收赋税。长安周边的土地，看着肥沃，可农民的日子比边塞还苦——官府的税一层叠一层，夏天收麦税，秋天收粮税，冬天还要收“炭税”，有的农民交不起，只能卖儿卖女。
    有一次，王建去城郊的张村收税，看到一个老太太跪在地上，抱着差役的腿哭：“官爷，再宽限几天吧，我家老头子刚死，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实在交不出税啊！”差役不耐烦，抬脚就要踹，王建赶紧拦住。他蹲下来，看着老太太破洞里露出来的棉絮，心里堵得慌——这场景，跟他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样子，太像了。
    那天，王建掏腰包，替老太太交了税。回去的路上，差役跟他说：“王丞，您这样不行啊，下次人人都跟您哭穷，税还怎么收？”王建没反驳，夜里在灯下写了首《田家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
    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
    诗里写的“欣欣悦悦”，全是装的——农民们表面笑着割麦、缫丝，其实心里慌得很，盼着能交够税，别把家里的牛卖了。王建比谁都清楚，那“檐头索索”的缫丝声，不是欢乐，是无奈。他这个县丞，管不了朝廷的税，只能把看到的苦，写进诗里。
    除了收税，他还得管“家长里短”。有两家邻居，因为一尺宅基地吵了三天，还动了手，闹到县衙。王建去调解，左边说“这地是我家的”，右边说“明明是我家的”，吵得他头都疼。最后他没办法，自己出钱，在两家中间修了道矮墙，才算把事了了。有人说他“傻”，不该自己掏钱，王建却说：“都是苦日子人，争来争去，还不是为了一口饭？”
    昭应县丞当了三年，王建又被调到长安，做太府寺丞——管国库仓库的小官。每天的活儿就是清点粮食、布匹，记在账本上，枯燥得能让人睡着。仓库里堆着满满的粮食，有的都发霉了，他想起乡下农民饿肚子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
    有次白居易来太府寺办事，看到他对着账本发呆，问他怎么了。王建指着账本说：“这里的一粒米，都是农民弯腰种出来的，就这么放坏了，可惜啊。”白居易听完，拍了拍他的肩膀：“也就你，当了小官还操这心。”
    沉沦下僚：换了六个小官，没熬出头，却熬出了好诗
    接下来的十几年，王建像个“救火队员”，在各个小官职位上转来转去：从太府寺丞调到秘书郎，每天抄文书抄到手软；再调到殿中侍御史，管监察，却没实权，看到贪官污吏也管不了；又调到太常寺丞，管祭祀礼仪，天天对着祭品念祝文，念得口干舌燥。
    这些官，全是“下僚”——没权力，没油水，还特别累。有一年冬天，他当殿中侍御史，要去长安周边的县巡查。天寒地冻，路不好走，他骑着一头瘦马，走了半个月，冻得手脚生疮。
    到了县里，县官知道他没实权，连像样的饭都不给他准备，只端来一碗稀粥，上面飘着几片菜叶。王建没抱怨，喝完粥，照样认真巡查，把看到的问题记下来，可报告递上去，石沉大海。
    那段日子，他常常在夜里失眠。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边塞的日子，想起昭应县的农民，觉得像个“废人”——当了官，却帮不了任何人。
    他没放弃写诗，不管多累，每天都要写几句。他的诗，越来越“接地气”，全是老百姓的苦：纤夫的苦、织妇的苦、士兵的苦，他都写。
    他写《水夫谣》，是因为有次出差，在河边看到纤夫拉船。那是夏天，太阳毒得很，纤夫们光着膀子，皮肤晒得黝黑，背上勒着粗绳子，深深嵌进肉里，每走一步，都要喊一声号子，声音嘶哑。
    船逆流而上，纤夫们走得慢，船主还拿着鞭子抽他们。王建站在岸边，看了很久，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晚上在客栈，他就着油灯，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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