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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也恨他们。这些人就像一群饿狼，盯着刘禹锡他们，等着找机会反扑。
刘禹锡他们当时没顾上这些——他们太想快点改变现状了。顺宗身体不好，登基的时候就中风了，说话都不方便，全靠王叔文他们打理朝政。他们觉得时间不多，得抓紧干，却没意识到，他们的“急”，正好给了对手可乘之机。
宦官俱文珍先动手了。他们联合藩镇和反对改革的大臣，一起向顺宗施压，说王叔文他们“专权乱政”。顺宗本来身体就差，被这么一逼，根本扛不住。最后，在登基才146天的时候，顺宗被迫退位，把皇位传给了太子李纯（唐宪宗）。
唐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收拾“革新派”。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个人，全被贬到偏远地方当“司马”——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接到贬谪诏书的时候，正在办公室整理改革的奏折。太监念完诏书，他手里的笔“啪”地掉在地上。他看着窗外，长安的天还是蓝的，他知道，自己的“理想”，碎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四十五章刘禹锡的“热血与跌倒”(第2/2页)
他想起几天前，还和柳宗元一起在长安的酒肆里喝酒，柳宗元说：“等把兵权收回来，就去华山看看，你不是写过《华山歌》吗？到时候再写一首！”他当时还笑着答应，可现在，别说华山了，他连长安都待不下去了。
这一年，刘禹锡33岁。他从“前途无量的改革骨干”，变成了“被贬的朗州司马”。他不知道的是，这一贬，就是23年。
朗州的日子：穷山沟里，他写下“蚊子诗”，却没认输
朗州，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在唐朝，这地方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偏远、潮湿，到处是山，交通不便，跟繁华的长安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刘禹锡坐着船，走了几个月才到朗州。下船的时候，他看着眼前的景象：低矮的房子，泥泞的小路，耳边是听不懂的方言，心里像被堵了一块石头。他住的“司马府”，其实就是个破院子，屋顶漏雨，墙壁发霉，到了晚上，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
以前在长安，他是每天和大臣们讨论朝政的“屯田员外郎”，出门有车马，吃饭有宴席；现在在朗州，他是个没实权的“司马”，没人理他，没人跟他说话，每天只能对着山和江发呆。
换作别人，可能早就消沉了，刘禹锡没认输。他心里的火，还没灭。
他看到那些欺负老百姓的小官，像宦官一样讨厌，就写了首《聚蚊谣》，把他们比作蚊子：
“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意思是“夏天的晚上，蚊子在暗处嗡嗡叫，声音大得像打雷，一开始听着吓人，其实就是一群会叮人的小东西”。他骂的是蚊子，其实是骂那些像蚊子一样的权贵——你们现在得意，早晚有一天会被拍死！
他看到有人两面三刀，一会儿说改革好，一会儿又骂改革派，就写了《百舌吟》，把这种人比作“百舌鸟”：
“笙簧百啭音韵多，黄莺吞声燕无语。”
意思是“百舌鸟会学各种声音，把黄莺的声音都盖过了，其实没什么真本事”。他就是要告诉那些人：你们别装了，谁不知道你们是墙头草？
他还写了篇《砥石赋》，里面说“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意思是“石头能把钝刀子磨快，法律能把愚昧变成智慧”。他这是在说：就算改革失败了，我还是觉得改革是对的，就像砥石能磨快刀子一样，法律和改革，早晚能把唐朝的“毛病”治好！
在朗州的日子，他过得很苦。夏天又热又潮，他得了风湿，一到阴雨天就腿疼；冬天没有暖气，他裹着薄被子看书，手冻得握不住笔。他没放弃读书，没放弃写诗，更没放弃自己的理想。
有时候，他会去江边散步，看着江水流向远方，心里想：总有一天，我会回到长安，再干一番大事。可他没想到，这一天，他等了23年。
有一次，他收到柳宗元的信，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日子也不好过。信里说：“梦得，我昨天去了永州的西山，想起以前在长安一起爬山的日子，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我没认输，你也别认输啊！”刘禹锡看完信，眼泪掉了下来，他拿起笔回信：“子厚（柳宗元的字），我没认输。朗州的江很好，山也很好，我在这里写了很多诗，等咱们回去，一起给皇上看，让他知道，咱们还能为国家做事！”
那时候的他们，就像两个在黑暗里互相打气的朋友，虽然隔着千山万水，却凭着心里的那点热血，撑着往前走。
刘禹锡在朗州待了8年。这8年里，他没闲着：他学当地的方言，听民间的歌谣，把感慨写进诗里；他还教老百姓读书写字，告诉他们“就算日子苦，也要有希望”。当地的老百姓都喜欢他，觉得这个“贬官”不一样，没有架子，还真心对他们好。
后来有人问他：“你在朗州那么苦，怎么还能写出那么有劲儿的诗？”刘禹锡笑着说：“苦算什么？我心里有要干的事，这点苦，不算啥。”
他不知道的是，朗州是他贬谪生涯的起点。接下来的十几年，他还会被贬到连州、夔州、和州，走了大半个中国。可不管到哪里，他都像在朗州一样，没认输，没消沉——因为他心里的那团火，从21岁中进士那天起，就没灭过。
这场“幻灭”，到底教会了他什么？
“永贞革新”失败后，很多人都替刘禹锡可惜：要是他没参与改革，凭着他的才华，肯定能当大官，过好日子。可刘禹锡从来没后悔过。
后来他在《子刘子自传》里写：“贞元二十一年，德宗崩，顺宗即位，遂委政王叔文，而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他说起那段日子，没有抱怨，只有怀念——怀念那种“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时光。
这场“幻灭”，没把他打垮，反而让他更懂人生了。以前的他，是个“热血青年”，觉得只要有理想，就能干成大事；后来的他，知道了“官场险恶”，知道了“理想有时候会输给现实”，他还是没放弃理想。
他在贬谪路上写的诗，不再是年轻时那种“丈夫无特达”的激昂，多了点“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豁达。
21岁的刘禹锡，凭着才华和热血，走上了官场；33岁的刘禹锡，凭着理想和勇气，参与了改革；被贬后的刘禹锡，凭着坚韧和豁达，活成了“诗豪”。
他的“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了，他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年轻时的理想，哪怕碎了，也不是白碎的——它会变成你心里的火，在你走夜路的时候，照亮你往前走的路。
就像刘禹锡在朗州的那个晚上，蚊子嗡嗡叫，屋顶漏着雨，他还是点着灯，在纸上写着诗。他知道，这盏灯不熄，这枝笔不停，他的理想，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