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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秀兰回了出租屋,但没消停。她开始频繁地打电话给赵国强,不是抱怨就是诉苦。邻居老王又跟她吵架了,楼上的住户半夜不睡觉,超市的猪肉又涨价了。所有的话题都以同一句话结尾:“妈活着真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赵国强一开始很紧张,下了班就赶过去,陪她吃饭,听她说。后来发现这种事每周发生三四次,他的疲惫渐渐变成了一种麻木。他开始不接电话,让周敏接。周敏接了两次,也被那种铺天盖地的负能量压得喘不过气来。袁秀兰的抱怨没有重点,没有起因,没有解决的可能,只是纯粹的情绪发泄,像一台永远不会停止的抽水泵,把周围所有人的精力都抽干。
有一次,赵国强实在不想去,袁秀兰就在电话里哭,哭完了说:“我养了你三十年,你连来看我一眼都不肯。”赵国强挂了电话,在车里坐了很久才发动引擎。从那天开始,他去看袁秀兰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
袁秀兰感觉到了儿女们的疏远,她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只觉得儿女心都硬了。她和老姐妹们聊天,总说:“现在的人,只认钱不认妈。我给国强出首付买房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个态度。”老姐妹们附和着,叹着气,转头各自散了。谁还没点家事呢?
小女儿赵小兰远在省城,倒是想接袁秀兰过去住一阵。赵小兰的丈夫陈宇是个老实人,对袁秀兰一直客客气气。可袁秀兰住了不到两周,就把陈家搅得鸡飞狗跳。她嫌陈宇炒菜放油太多,说吃油多的人短命;嫌小夫妻俩花钱大手大脚,说每个月应该存下三分之二的收入;最要命的是,她当着陈宇的面,对赵小兰说:“你看看你嫁的什么人,一个月挣那么点钱,连个全款房都买不起。”陈宇当时脸色就变了,赵小兰夹在中间,两边为难,最后只好把袁秀兰送上了回程的火车。
后来,赵小兰和丈夫聊起母亲,陈宇只说了一句:“你妈这个人,她不是不会做人,她是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她转。”赵小兰没反驳,因为她知道,陈宇说的没错。
袁秀兰真正失去最后一个愿意亲近的人,是在那年秋天。
豆豆上了幼儿园大班,周敏和赵国强经济状况好转,想再要一个孩子。周敏怀了二胎,前几个月反应很大,吃什么吐什么,人瘦了一大圈。赵国强工作忙,顾不上家里,就想着请袁秀兰过来帮帮忙,接送豆豆,帮着做顿饭。他跟周敏商量的时候,周敏想了很久,说:“你确定?上次的事你忘了?”赵国强说:“也许妈会变呢。”
袁秀兰来了。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就开始挑刺。周敏累得想躺着,她觉得矫情;周敏吃不下饭,她觉得娇气;周敏去医院做产检,她觉得没必要,说她们那时候从怀到生没进过医院,照样好好的。到了第五天,周敏让袁秀兰去接豆豆放学,袁秀兰说:“你又不是动不了,自己去。”周敏咬着牙,挺着还看不出来的孕肚,自己去接。回来的路上,她头晕得厉害,在路边蹲了十分钟才缓过来。
一周后,袁秀兰打道回府。临走时撂下一句话:“我养大了你们,已经尽到责任了,你们的孩子是你们的责任,别想赖在我头上。一代管一代。”赵国强送她去车站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回来以后,周敏坐在家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一种彻底的绝望。她对赵国强说:“你妈将来老了,你伺候她,我不拦着,但你别想让我去伺候。”赵国强点了头。
后来周敏生了二胎,是个女儿。月子里,是周敏自己的母亲从老家赶过来照顾的。周敏妈忙里忙外,熬汤做饭,带孩子换尿布,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赵国强看在眼里,回去看自己母亲的时候,忍不住说了一句,说周敏妈妈多么辛苦多么能干。袁秀兰当场就不高兴了:“她是她,我是我。我可没让人养了女儿还得倒贴外孙。她愿意伺候是她的事,我不伺候是我的理。”
赵国强被噎得说不出话。他看着袁秀兰,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的母亲不是不心疼他,她只是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在她心里,儿女对她的孝顺是应分的,她为儿女做的任何事,哪怕是洗一次碗、带一天孩子,都是天大的恩情。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像一根生锈的链条,把所有人都勒得生疼。
袁秀兰的出租屋到期后,赵国强不肯再给她续租。他说:“妈,你就剩那么点退休金,房租两千,你一个月怎么过?要么你回老家镇上,那边的房子便宜,一千块钱能租个两室;要么你把小兰欠的钱要回来,自己去买个小的。”袁秀兰一听就炸了,说赵国强不孝,说周敏挑唆他们母子关系,说白养了儿子。电话那头,赵国强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反驳。等袁秀兰说完了,他轻声说了一句:“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和小兰都不愿意跟你住?”
电话那头沉默了。
袁秀兰搬回了老家镇上,租了一间三十平的旧房子,月租八百。周敏听说以后,心里五味杂陈,说不上是解脱还是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