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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奖励那些服从领导的人；严厉地判刑，是为了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这样犹恐不能奏效，所以用忠诚之道来训诫他们，根据行为来奖惩他们，用专业知识来教育他们，和颜悦色地驱使他们，庄重严肃地对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审判他们的罪行。这样还是不够，还要寻求贤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老实的乡长、循循善诱的老师，共同来管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放心地使用民众，而不担心发生祸乱。现在您不但制定了刑法，而且公之于众，究竟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将要带来的后果？从此之后，民众知道法律了，就再也不会尊重你们这些统治者了。遇到问题，他们会去看刑鼎，如果对于官府的判断不服气，就会对照法律条文提出异议。这样的话，您就启发了民众的争斗之心。他们根据法律条文来办事，只要有一两次侥幸获得成功，这个国家便没有办法统治了。”
叔向的立场是什么意思呢？简明扼要地说：
第一，统治者的出发点总是好的，做的事情总是对的；
第二，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最好都像绵羊一样，只知道乖乖听话；
第三，法律这东西，是老百姓对抗统治者最可怕的工具，一旦大家都知道了法律，尝到了应用法律的甜头，要求按照法律来办事，统治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凡事自有法律管束，再伟大再正确的领导全是白搭。
“夏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禹刑’；商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汤刑’；周朝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作‘九刑’。但他们都没有公之于众，只有统治者掌握。”叔向继续写道，“现在您执政郑国，一上台就划定水田的边界，强调产权；然后推行丘赋，受到广泛质疑；现在又热衷于制定法律，把刑法都铸在鼎上。您打算用这些办法来安定百姓，不是事与愿违吗？从此以后，老百姓知道怎么打官司了，就会抛弃礼义道德而求助于法律，一字一句地弄个明白。触犯法律的事情不会减少，只会增多，为了打官司而行贿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这样下去，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我听说，国家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子产看了这封信，微微一笑，提笔回复道：“正如您所言，我是个没本事的人，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的政策只是用来挽救当代的，后人的事，留给后人去考虑吧！虽然不能接受您的建议，但还是感谢您的提醒。”
叔向的话并非全无道理。法律只能规定原则性的问题，遇到具体的案件，人们往往会灵活对待，钻法律的空子。当时郑国有位著名的讼师，名叫邓析，他就专门潜心研究子产刑书上的漏洞，帮助人家打官司。但凡他经手的案件，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几乎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邓析的厉害：有一次洧水发大水，淹死了一个富人。尸体被人打捞起来后，富人的家人要求赎回。然而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太高，家人不愿接受，于是找到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不用着急，除你们之外，他还能卖给谁？”捞到尸体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邓析要主意。邓析回答：“不要着急，他不从你这里买，还能从谁那里买？”
可以想象，有了邓析这种人，子产的刑法推行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通过打官司，邓析的名声越来越大，还开馆授徒，传授打官司的经验，甚至私下编了一本“竹刑”（写在竹简上的刑书），当作教材，专门教人怎么钻刑鼎上的空子。终于有一天，子产忍不住了，派人将邓析抓起来，当街斩首示众。
当然，关于子产到底有没有杀邓析，史上历来有些分歧。《左传》压根没有提到邓析这个人。《吕氏春秋》则言之凿凿，说子产“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而《列子》中甚至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两个兄弟耽于酒色，子产还找过邓析求教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子产和邓析的关系非同一般，恐怕不至于诛杀邓析。
我个人的意见是，以子产的修养，应该不至于采取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邓析。
就在子产铸刑书后不到一个月，新郑城中发生了一件怪事。大白天的，有不少人见到一个白衣散发、浑身是血的男子，目光呆滞地走在大街上。仔细一看，这不是在“良驷之争”中丧命的良霄吗？大伙吓得不轻，连忙请来法师驱鬼，没想到什么手段都用尽，却对他丝毫不起作用，反倒是把法师也吓跑了。
更有人晚上做梦，看见良霄顶盔贯甲，手执长戈，顺着当年被杀的那条路缓缓而行，一边走一边说：“三月初二日，我将要杀死驷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将要杀死公孙段。”驷带是良霄的头号仇家，公孙段亦参与了当年讨伐良霄的行动。冤有头债有主，本来与闲人无关，可问题是，良霄搞得挺吓人的，白天上街，晚上入梦，弄得新郑城中人心惶惶，只要一听到“伯有（良霄字伯有）来了”，满大街人撒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