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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连忙闪避，拔腿就跑。穿封戌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王子围的营帐，被卫兵们挡住才罢手。
如果穿封戌得手了，楚国的历史也许要被改写。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城麇之战中，郑国大夫印堇父与皇颉一起戌守城麇，两人都被楚军俘虏，而印堇父被当作礼物送给了秦国人。
印堇父的家人凑了一笔钱财，要求郑国政府与秦国交涉，将印堇父赎回来。当时子大叔担任郑国的令正，负责撰写外交文书，他写好之后拿给子产审批。子产看了之后说：“你这样写是赎不回印堇父的。”
“哦？”对于德高望重的子产，子大叔历来是持尊敬态度的，但是他左看右看，实在找不出自己的文书有什么毛病。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子产说，“你想想看，秦国接受了楚国奉献的俘虏，却因为贪图郑国的财物而释放他，体统何在？秦国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
“应该这样写——在此拜谢君侯帮助郑国。如果没有君侯的恩惠，楚军恐怕还在郑国徘徊。”子产说，“另外，千万不要送太重的财礼，否则适得其反。”
子大叔暗自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他没有接受子产的建议，带着几大车金银财宝就动身了。来到秦国后，秦国人一看他写的国书，果然很不高兴，礼物也不收，也坚决不放印堇父回国。
子大叔碰了钉子，才想起子产对他说的话，赶紧更改了国书，又将献给秦国人的财物改为普通的见面礼，再次送了过去。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秦国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国书上的要求，并将印堇父交给他带回了郑国。
别说礼多人不怪，很多时候，要办好一件事情，“度”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城麇之战后，晋楚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原来的一味对抗，变成了互相试探和解。带来这种变化的，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赵武和楚国的令尹屈建。前面已经说过，这两个人私交甚深。
一个宋国人——向戌观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决心向自己的前辈华元学习，率先挥动铁锹，填平晋楚两国之间的鸿沟（公元前579年，华元促成晋楚“宋之盟”）。
《左传》记载此事时，认为向戌是“欲弥诸侯之兵以为名”，意思是说他贪图名誉。这是典型的“动机论”。晋楚争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诸国卷入两个大国的争端，深受其害近百年，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平息战乱，过几天安稳日子。向戌作为宋国的大臣，与赵武、屈建的交情都不错，他愿意从中穿针引线，促成天下的和平，不应受到指责。
在向戌的倡导下，一批不同国籍的有识之士游走于各国之间，为和平呼吁呐喊。
公元前547年夏天，蔡国的公孙归生出使晋国回来，又马不停蹄地访问楚国。途经郑国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楚国的伍举。
公孙归生是蔡国大师公子朝的儿子，伍举是伍参的儿子。公子朝与楚国关系不错，伍举与公孙归生自幼交往，情同手足。
伍举娶了申县县公王子牟的女儿为妻。王子牟犯罪出逃，有人揭发说，伍举也从中出了力，并亲自护送王子牟出国。为了这件事，伍举被迫出走，取道郑国，正准备投奔晋国，没想到遇上了老朋友。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两个人也不拘小节，扯了一些青草铺在地上当作席子，就喝开了。
临别的时候，公孙归生送给伍举一双白璧，说：“你要多多保重，咱们祖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以你的才能，完全可以侍奉晋侯成为天下的盟主。”
伍举长叹道：“那不是我的心愿啊！我只求叶落归根，如果能够将尸骨埋在楚国，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那你就更要保重了。”公孙归生说，“你走吧，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楚国。”
公孙归生来到郢都，见到了令尹屈建。屈建向他了解了一些晋国的情况之后，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晋国的列位大夫与楚国的大夫相比，哪个国家的更有德有能？”
公孙归生的回答很巧妙：“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晋国的大夫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
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这是先给屈建戴了一顶高帽子，因为屈建位居令尹，相当于楚国的众卿之首。而从屈建的实际表现来看，公孙归生这顶高帽子倒也送得贴切，有史为证：
公元前548年，居住在今天安徽省境内的少数民族舒鸠部落在吴国人的策动下背叛了楚国。屈建率领大军讨伐舒鸠，在离城打败了吴国、舒鸠联军，消灭了舒鸠部落。
同年十二月，吴王诸樊攻打楚国，包围了巢城（楚国地名）。巢城守将牛臣将城门打开，引诱吴军长驱直入，他自己则躲在暗处发射冷箭，射死了诸樊。
等到楚康王论功行赏的时候，屈建却坚持不接受，他说：“消灭舒鸠是先大夫薳子冯的功劳。”楚康王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