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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古代的王公贵族死后，后人都要给他一个谥号，用以总结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文风简练，谥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字，无非是什么庄、惠、文、襄、桓、武之类，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言简意赅。后来就渐渐变得复杂了，战国时期的谥号一般是两个字，如惠文、昭襄之类。越往后字数越多，比如宋徽宗的谥号是“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一口气念不下来。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和群臣商量的，就是如何给他自己盖棺定论、确定谥号的事。
他是这样说的：“寡人没有什么高尚的品德，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君。十岁的时候，先君去世，没来得及接受师傅的教诲就匆匆接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以至于鄢陵丧师辱国，让诸位大夫担忧，为此寡人深感惭愧。如果托各位的福，寡人能够得一善终，在祭祀和安葬方面，得以在宗庙中追随先君，寡人就很满足了。至于身后的谥号，就用‘厉’或者‘灵’，请诸位大夫选择吧！”
群臣听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要知道，厉和灵都是所谓的“恶谥”，“厉”的意思是杀戮无辜，“灵”的意思是乱而不损。一个人如果不是实在太差劲，太作恶多端，太荒淫无度，太不得好死，就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恶谥。而他们眼前这位行将就木的君主，虽然不能像他的父亲楚庄王一样开疆辟土，纵横天下，却也兢兢业业，除了在鄢陵打过一个败仗，基本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如果单从为人方面而言，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心胸开阔的统治者。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与“厉”或“灵”搭上关系呢？
楚共王见群臣面有难色，挣扎着坐起来，将自己的要求又重复了一遍。群臣依然默不作声。楚共王说到第五次，大伙儿才好不容易低下头，表示答应。
可是，等到楚共王一死，令尹公子贞便阳奉阴违了。他对群臣说：“侍奉君主的人，在议定谥号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君主的德行，而不是从他的过失方面去考虑。咱们声威赫赫的楚国，先君在上面领导，安抚蛮夷之邦，广有南海之滨，影响中原各国，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谦恭吗？就让我们将‘恭’字作为先君的谥号吧！”公子贞的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所以就决定用“恭”这个谥号。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古汉语里，“恭”通“共”字，所以楚共王实际上就是楚恭王。
后世好事者对晋悼公和楚共王做了一番比较，说晋悼公征服了郑国，欣然将歌钟与魏绛共享，悠然自得，晋国上下自此日趋松懈，开始走下坡路；楚共王将死，仍然深恨当年在鄢陵败于晋国，故意以“恶谥”来警示群臣，楚国群臣因此奋发图强，所以能够在后来的竞争中赶超晋国。兴衰之道，从这两个细节上便可窥知其征兆了——这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楚共王去世的时候，两年前被楚国扣留的郑国大夫良霄仍然被软禁在郢都。有人对公子贞说：“先王出征打仗，要连续占卜五年，只有连续获得吉兆才出动。如果有一年不获吉兆，就要加倍努力地修身养性，然后再来占卜。楚国不能自强，使臣有什么罪过？您留下郑国的一个卿（指良霄），只会让郑国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从而更加坚定地听从晋国，这对楚国可没什么好处！让他回去吧，这样他就会埋怨国君，仇恨同僚，搅起内部矛盾，这对楚国不是更有利吗？”因此公子贞将良霄放回了郑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一招还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先卖个关子。
楚共王的死，在邻居吴国人看来，是个可乘之机，于是派兵大举入侵楚国。其实这一年，吴王诸樊也刚刚正式即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先君去世，嗣君于第二年正月才能正式继任），自己家里的丧事才办完，就趁着别人家里办丧事来捣乱，这种做法很不厚道。左丘明写到这件事，用“不吊昊天，乱靡有定”这样一句古诗来评价吴国人的行为，意思是：“不遵照天道为善，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楚国派神射手养由基担任前锋，司马公子午带领大部队紧随其后，抵御吴军的入侵。养由基对公子午说：“吴国趁着我国有丧事而入侵，肯定以为我们不能整军抗敌，从而轻视我军，不存戒备之心。请您设下三道埋伏，我前去诱敌深入。”公子午采用了养由基的计谋，在庸浦（地名）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将公子党。
吴国人挨了打，还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跑到晋国去告状，要求晋国出兵攻打楚国，为吴国报仇。
晋悼公对此持谨慎的态度，派士匄为代表，召集诸侯的大夫在郑国的向地开会，共同讨论吴国的请求，史称“向之盟”。与会诸侯一致反对在这个时候派兵进攻楚国。士匄于是告诉吴国的使者，趁着别国有丧事而加以讨伐，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