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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啦，我的小杨树！”
徐曦薇的眼尾弯成了月牙，带着淡淡柑橘香的气息扑了过来：“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出去！”
他顺势往她掌心蹭了蹭，喉间溢出疲惫却温柔的笑：“一会儿去吃火锅吧，...
“未知”没有再回复。我盯着对话框底部那句“已发送”，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迟迟不愿划走。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湖面泛起一层薄雾，像被谁轻轻吹了口气。远处有孩子喊着要回家吃饭，声音穿过风，断断续续地飘来。
我合上手机，靠在椅背上闭眼。脑海中却反复浮现那句话：“我也想试试说出真话，但我怕说完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是悲怆，不是控诉，而是一种近乎温柔的恐惧??仿佛站在悬崖边的人，既渴望跳入风中飞翔，又害怕坠落之后连影子都被抹去。
这让我想起程雨柔日记里另一段没公开的话，是在她病重最后几个月写的：
>“有时候我觉得，沉默比死亡更早到来。它一点一点吃掉你的眼睛、耳朵、喉咙，直到你忘了自己还能看、能听、能说。等你想喊的时候，声音已经生锈了。”
我睁开眼，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抽出编号0732的加密文件夹。这是《镜屋5.0》时期一位匿名讲述者的原始录音转录稿。她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丈夫长期冷暴力和网络人肉攻击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在镜头前只说了三分钟，然后崩溃离场。但我们在“双轨通道”里保留了她后续三天的独白记录。
其中有一段让我至今记得清楚：
>“我曾经以为，只要我不哭、不闹、不反抗，家就会安静。可后来才发现，那种安静根本不是和平，是窒息。就像房间里有一具尸体，大家都绕着走，假装看不见……可气味一直在。”
她说完这段话后的第七天，申请退出项目。我们尊重她的决定，销毁了所有公开素材，只留下一句留言存档：
>“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我不是疯子。”
我把文件放回去，转身看见傅沉舟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两杯热茶。
“你在查什么？”他问。
“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我说，“也是‘未知’可能会讲的那种。”
他在桌边坐下，把一杯茶推给我。“你知道吗？今天委员会收到一封实名信，来自西北一个小县城的心理咨询师。她说他们那边有个十七岁的男孩，连续三年每天凌晨三点准时醒来，因为他父亲总在这个时间酗酒、砸东西、打母亲。他不敢报警，怕父亲坐牢；也不敢逃，怕母亲没人保护。但他看了《无名者日记》第一百期直播后，第一次写了日记，标题叫《我希望爸爸死，但我又希望他活着》。”
我心头一紧。
“他妈妈发现了那本日记，撕了。第二天他就割了手腕。”傅沉舟声音很轻，“所幸救回来了。现在母子俩都在接受干预治疗。那位咨询师说，男孩现在愿意说话了，但每次开口前都要问一句：‘这个可以说吗？会不会害到别人？’”
茶面上浮着一圈涟漪，是我手抖震出来的。
我们做的这一切，原本是为了让人敢说真话。可现实总是比理想复杂得多??当你说出真相，可能拯救一个人，也可能压垮另一个。尤其是那些缠绕着亲情、责任与愧疚的真相，往往像一把钝刀，割得深，却不流血。
“所以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太激进了？”我低声问。
“不。”傅沉舟摇头，“问题不在‘鼓励说出’，而在‘说出之后怎么办’。我们给了话筒，却没建好回音室。很多人说完真话，发现世界并没有立刻变好，甚至变得更糟，于是他们开始后悔，自我怀疑，最后重新闭嘴。”
他顿了顿：“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倾听机制，还有承接系统。”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心湖。我忽然明白为什么《镜屋6.0》虽然理念先进，但仍有不少讲述者中途退出??因为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表达自由，更是安全感。一种确信：无论我说了什么，都不会因此失去爱、住所、工作或尊严。
当晚，我和团队召开了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为“即将说出真话”的人，提前铺设心理与社会支持网络？
我们决定启动“静帧守护计划”。
第一阶段，在全国设立五十个“低门槛倾诉点”??不是心理咨询机构，也不是媒体采访间，而是藏在社区图书馆、咖啡馆、药店甚至公交站里的微型空间。每个点配备一名经过培训的倾听志愿者和一台加密录音设备。来访者可以选择是否留下声音，所有内容自动进入“双轨通道”，永不外泄，除非本人授权。
第二阶段，联合高校心理学系开发“情绪预演AI”。它不会提供建议，也不会评判对错，只是模拟各种“说出真话”的场景：比如“当你告诉父母你抑郁了”“当你向伴侣坦白曾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