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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区别？”
菲利普声嘶力竭地大喊：“他是王党分子！他想摧毁我们的自由！”
杰拉德猛地一拍桌子，怒吼声压过了所有的嘈杂：“污蔑！当查理一世带着卫兵要来议会抓捕约翰·皮姆先生时，是我在伦敦城保护了议员的安全。我亲眼看着那个暴君在伦敦市民的怒吼中狼狈逃离！
去年，查理一世的军队兵临伦敦城下，是我带着上千名由工匠和农夫组成的民兵战斗在最前线，我用长枪击穿了三个王党士兵的胸膛！
我在为议会流血的时候，你们这些高喊‘财产神圣’的绅士们，又在哪里？你们杀了几个王党？”
“想要赢得战争，就必须让粮食价格降下来！必须让前线的士兵知道，他们的家人能得到温饱！”
“你这是胡说八道！你只是想抢夺我们的财产！”
整个议会大厅彻底陷入了混乱，怒吼声、斥骂声、拍桌声不绝于耳，昔日庄重的议事殿堂此刻比伦敦桥下最喧闹的菜市场还要不堪。
若非杰拉德手中那块堪比板砖的黑面包，以及他周身那股令人忌惮的煞气，恐怕早已有激动的议员要冲上来与他进行“肢体辩论”了。
杰拉德提出的《谷物法案》在议会投票中毫无悬念地失败了。
然而，这个被视为“异端”和“暴政”的法案，其内容却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伦敦的街头巷尾、咖啡馆和行会大厅中流传开来。
尽管伦敦的权贵们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那个乡巴佬议员的又一次疯狂表演。
但杰拉德并未气馁，他也开始发挥自己的舆论影响力。
在夏允彝的指导下，他创办了一份名为《大同正义报》的刊物。
最开始报刊主要是介绍赛里斯各种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诸子百家的经典。
因为是第一份正式的报刊，《大同正义报》如洪水一般横扫整个伦敦，现在已经成为了伦敦贵族和上层人士，必看的报刊。
伦敦的酒馆也会购买报刊，从上面了解赛里斯的故事，然后对赛里斯人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宛如在听一个成年的童话，以此逃避残酷的现实。
这次杰拉德自己的报纸，用通俗的语言，详尽地阐述了《谷物法案》的内容和初衷，不是为了抢夺私有财产，而是为了生存，为了前线的胜利。
报纸一经发行，立刻在伦敦中下层市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粮食价格翻了三倍，早已将底层百姓逼到了绝境，即便是那些原本支持议会的“忠诚市民”，也感到难以承受。
一部分经营工坊、依赖雇佣劳动力的议员也开始对高粮价感到不满，工匠虽然可以如同牛马一样压榨，但牛马也需要饲料，
如今“饲料”价格飞涨，他们不得不提高工钱以维持工人的基本生存，这直接导致生产成本激增，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在生意本就难做的战争时期，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此时所谓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主导权很大程度上仍掌握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贵族手中。
他们可以自给自足，高昂的粮价非但无损其利益，反而能让他们通过出售余粮获得暴利，并借此打击那些依赖购买粮食的工商业竞争对手。因此，他们极力维持高粮价，并以“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最有力的盾牌。
相比之下，新兴的工商业议员在议会中的力量和话语权，远不能与根基深厚的庄园贵族相提并论。
但杰拉德的横空出世和他掀起的舆论风暴，彻底搅动了伦敦的政治格局。
他成功地将市民阶级和部分工商业者的不满情绪汇聚起来，矛头直指那些囤积居奇的庄园贵族。
原本看似统一的“议会派”，瞬间分裂为两派：一方是以杰拉德为代表，支持干预市场、平抑粮价的“干预派”。
另一方则是以庄园贵族为核心，坚决捍卫私有财产、反对任何形式强征的“自由派”。
双方的争论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大厅，蔓延到牛津大学的辩论社，再到贵族们的私人沙龙，争吵激烈，寸步不让。
尽管“自由派”凭借其传统势力和“私有财产”的法理优势暂时占据上风。
但杰拉德通过《大同正义报》不断发声，成功调动起伦敦市民的愤怒。民众开始有组织地聚集在那些名声狼藉的粮商宅邸外抗议，舆论战打得如火如荼，一方占据了政治高层，另一方则赢得了基层民心，粮食问题正在撕裂整个伦敦城。
这天，杰拉德正在《大同正义报》的报馆内，与编辑们紧张地编排新一期内容，准备继续向庄园贵族开火。
一名衣着体面、举止得体的仆人找到了他：“杰拉德议员，我家老爷希望能与您见一面。”
杰拉德认出这是议会领袖约翰·皮姆的仆人，便放下手中的校样，跟着他登上了一辆等候在外的封闭马车，前往议长约翰·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