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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伪军的大规模讨伐和疯狂的进攻，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的处境一下子严峻起来！
由于缺乏统一，大量的义勇军遭到日军的围攻而失败！
但是相比于去年的情况，今年的抗日部队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侵略者。
知道在平原地区已经大城市没办法和日军相抗衡，于是乎大量的抗日部队转移到了乡村和山区，和日军进行游击作战。
6月中旬，南满的抗联部队一部在杨靖宇的率领下，袭击吉林省桦甸县木箕河林场，全歼伪森林警察队，缴获步枪近百支、轻机枪3挺、军用物资一部。
紧接着该部又袭击了敦化大蒲柴河日军野战仓库，解除了伪警察200余人的武装。尔后，第2军继续在桦甸一带活动，第1军向东部山区转移。
与此同时留守凤凰山的铁血团在李德林的指挥下，偷袭了牡丹江外围的日军驻地，击毙日伪军三百余人，缴获战马两百多匹，武器弹药一部。
而后他们连续出击，偷袭了日军在东北境内的多个战俘营和矿山林场，打的本地区的日伪军焦头烂额的。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日军不得不调集重兵围剿凤凰山！
结果还是和去年一样，面对巍峨陡峭的凤凰山，日军上上下下都是颇为无奈，只要守军固守不出的话，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战事陷入了僵局。
与此同时，其他抗日部队也积极出击，比如敦化一线的土匪武装刘广才所部，在敦化郊外设伏，歼灭外出扫荡的日军小队一个，歼敌50余人。
尔后，这支部队又袭击了敦化的大蒲柴河，全歼日军助川“讨伐”队，歼敌三百余人。
延吉地区的抗联第三路军主力一部破袭延吉地区天宝山铜矿，消灭护卫队两百余人，解救矿工一千余人，炸毁所有的设备和矿井，迫其停产1年，给日军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棒槌山一线的铁血团也遭到了白城、王爷庙以及齐齐哈尔方向日军的围攻，由于不清楚铁血团的驻地到底是什么地方，三地的日伪军各抽调了两千余部队，对多地之间的区域进行拉网式搜查。
方子山等人也不会坐以待毙，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当即进行反扫荡作战。
6月8日，铁血团在方子山和刘子明的指挥下，采取“攻城打援”战术，以一部兵力攻克泰来县城，消灭日伪守军两百余人，歼灭当地伪警察署所有伪警察。
随后，部队以另一部兵力于镇赉县与泰来县之间坦途镇伏击由镇赉出援之敌。
这次战斗，全歼日军步兵大队长宫本少佐以下800余人，缴获步枪近六百支、轻重机枪12挺，毁汽车17辆，取得泰来大捷。
更让日军没有想到的是，在日军方面得知泰来城的铁血团主力撤离之后，当即派出一个营的伪军前往坦途镇为阵亡的日军收尸。
结果收尸队再次在坦途镇遭到伏击，此战伪军两百余人被歼灭，两百多套用于装载尸体的车马被铁血团缴获。
当然了，相比于这些战绩，义勇军损失更大！
像铁血团以及抗联等有反击能力的部队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却是在日军的疯狂打击下被歼灭，或者是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而投敌，总而言之，眼下东北境内的局势非常的紧张。
除了疯狂的军事讨伐之外，日伪还在这次大讨伐期间，在被讨伐地区加紧进行一系列所谓“治本”和“思想工作”，实施一系列反动政策和措施，试图从根本上消灭东北的抗日势力。
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先是加紧推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一是进一步强化保甲连坐制度，如发现一人“通匪”，则全家斩首，邻里之人也均要被处以罚金。
为了鼓励邻里之间互相监视，又规定如果事先告发与抗日联军有联系的人，则可以减免罚金。
二是进一步强化“集团部落”政策，继续在伪通化、吉林、间岛等省增建“集团部落”，加强其防卫设施。
此外，日伪还由伪治安部派出50余名指纹管理技术人员到“讨伐”地区，协助办理发放按有指纹的居民证，以便在“讨伐”中随时检查民众，防止抗日武装人员藏匿在民众之中。
其次是，关东军对抗日联军加紧经济封锁，断绝粮道。
日伪除在全伪满对粮食供应实行统制，不准交易外，在“讨伐”区内，还对粮食与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配给制，每次配给居民的粮食等物，仅够居民用两三天的，以此来防止抗联人员从民众中得到粮食和生活用品。
同时关东军还发出命令，要求每年从8月中旬至10月初，都强迫讨伐区的农民不等庄稼成熟就提前收割，然后把收割完的庄稼，集中运到指定地点由军警看守，以防止粮食流入到抗联人员手中。
而且日伪军还加紧整修警备道路、警备通信设施，在作战期间，日伪当局在东北境内新增修警备道路20余条，其中伪吉林省修筑了十余条，新修警备道路70公里，补修警备道路260公里，新架警备电话线100公里，修理电线500公里，伪通化省延长警备道路312公里。
更为搞笑的是，日伪军还不准民众在铁路、公路两旁种植高粱等作物，不准农民在山坡谷地开荒种地。还砍伐掉铁路、公路两侧50米以内的树木。
如在伪吉林省，砍伐道路两侧50米以内的树木即达200公里，目的是担心在火车经过的时候，车上的部队无法看清楚铁道两侧的情况而遭到袭击。
日伪军还在作战期间大规模的烧毁抗日部队栖身的山寨、房屋，同时利用宪兵工作班、警察特搜班等组织，在“讨伐”区域大肆搜集情报，进行诱降活动。
其诱降方法除直接对抗联人员进行政治诱降、思想瓦解外，还威胁利诱抗联人员中的变节投降分子，或通过抗联人员的亲属进行劝降活动。
对已降敌的人员，则被编成警察队、特设队、特别工作班，利用他们对抗联熟悉的特点，讨伐抗联部队，破坏抗联的密营、山寨，捕杀抗联领导骨干。
最为可怕的是，日军在武装讨伐的同时，还要进行进行所谓的“思想讨伐”和“文化讨伐”。
在战斗打响后，日伪军高层每隔半个月都要召开一次会议，会议通常由长谷部照少将主持，各地的行动部队的参谋、宪兵、警察等部部长参加，专门研究从文化思想方面如何镇压东北抗日部队的措施。
他们还派出大批伪协和会人员和伪行政人员，在“讨伐”地区各地组成“宣抚班”，构成“宣抚网”，对抗日军民大肆进行“宣抚活动”。
同时还向“讨伐”区域大量散发诱降传单和色/情照片、淫/秽书刊，以期对抗日部队进行思想腐蚀和精神打击。
可以说，日军为了彻底消灭抗日部队，各种下三滥手段都用上了，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