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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岭的土是黏红色的，雨一浇就像浸了半岭的血。村头那棵三百年的老乌桕树站在岭口，枝桠歪歪扭扭探出去，像是要把过往的人都拽进树身后压了几十年的旧事里。林砚踩着雨后滑腻的红土路往村里走的时候，裤腿上沾了半尺厚的泥，背包侧袋里的金属探测仪随着脚步叮铃响，活像谁在她耳边催命似的。
她是省大考古系的硕博连读生，导师半年前拿到了黄泥岭新石器遗址的勘探批文，临出发前突发心梗躺进了医院，把这个半拉子项目塞到了她手里。村里人听说省里来的大学生要在岭上挖老东西，蹲在村部的墙根下抽了三天烟，没人敢往勘探点边上凑。村支书老周攥着她的手，掌心里全是汗：“林同志，不是我们不支持工作，这岭……邪性。四十多年前出过桩事，老辈人都不让提。”
林砚当时正蹲在地上刮探方里的土，闻言抬头笑了笑：“什么邪性？都是传说吧。”她没往心里去，直到第三天下午，探铲咚的一声磕到硬东西，掏出来的不是陶片也不是石器，是半支黄澄澄的骨笛。
骨笛只剩下三孔，表面磨得发亮，边缘的包浆一看就不是新石器的物件。林砚用毛刷扫掉上面的红泥，指腹刚碰到笛身，指尖猛地一麻，像有电流顺着血管往天灵盖上窜。耳边忽然飘来一阵风，风里裹着女人的哭声，细得像蚕丝，绕得她后颈发僵。
“小同志！快把那东西放下！”
林砚猛地回头，看见个穿藏青布衫的老太婆站在她身后，背驼得几乎要贴到地上，裤腿挽到膝盖，露出来的小腿上爬着一道蜿蜒的疤，像条暗红色的蛇。她是村里的陈婆婆，今年七十八，是黄泥岭年纪最大的人，之前老周跟她说起过，老人是四十多年前才搬来村里的，无儿无女，平时几乎不出门。
陈婆婆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她手里的骨笛，枯瘦的手伸过来，抖得厉害：“这东西怎么能挖出来……埋了，赶紧埋回去！”
“婆婆，这是遗物，我们得研究。”林砚下意识把骨笛往身后藏了藏。老人的指尖刚碰到笛身，忽然像被烫了似的往后缩，嘴张了张，没说出话，眼泪先砸了下来，砸在红泥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那天晚上林砚把骨笛带回了临时住的村部，用软布擦干净了放在工作台上。窗外的乌桕树叶子被风刮得哗啦响，她迷迷糊糊趴在桌上打了个盹，醒过来的时候，看见窗台上坐了个穿蓝布衫的姑娘，梳着两条粗麻花辫，手里攥着另外半支骨笛，眼尾红得像浸了血。
姑娘的声音轻飘飘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你找到它了……他吹得最好听的那支，终于回来了。”
林砚猛地坐直，窗台上空空荡荡，只有乌桕树的影子印在玻璃上，晃来晃去。她低头看工作台上的半支骨笛，原本只刻了三孔的笛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浅浅的刻痕，刻痕里渗着点淡褐色的痕迹，像是干掉的血。
第二天林砚去找老周，问四十多年前黄泥岭到底出过什么事。老周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烟，最后把烟屁股往地上一碾，叹了口气：“这事，压了四十多年了。那年头还是七十年代末，岭上不是有个知青点吗？一共七个知青，五男两女。其中有个男的叫苏明远，是从省城来的，会吹笛子，吹得特别好，傍晚坐在乌桕树下一吹，全村人都出来听。”
他的声音顿了顿，往岭口的方向看了一眼：“还有个女知青，叫何玉英，家是邻县的，会唱山歌，俩人好上了，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苏明远家里成分不好，平时总有人找他麻烦，何玉英就天天护着他。后来第三年冬天，下了场特大的雪，雪埋到膝盖，有人在岭后的土沟里，发现何玉英死了，脖子上勒着根裤腰带，手里攥着半支骨笛。”
“人是苏明远杀的？”林砚的心沉了下去。
“哪能啊。”老周摇了摇头，“那时候派出所来查，查来查去，所有证据都指向苏明远——有人看见俩人案发前一天在岭上吵架，苏明远衣服上有血，现场的脚印也跟他的对上了。可村里人都知道，苏明远疼何玉英疼得命都能给她，怎么可能杀她？但那时候讲证据，他被拉去游街，走到乌桕树下的时候，挣脱了绳子，一头撞在树上，当场就没了。剩下的半支骨笛，后来就跟着他埋在岭后头了。这桩案子就这么定了，说是知青因爱生恨杀人殉情，这么多年，没人敢提。”
林砚想起昨天梦里的姑娘，又想起那半支骨笛，转身就往陈婆婆家走。陈婆婆的小土屋在村尾，门虚掩着，推开门进去，墙上贴了好多旧报纸，床头的木箱子上，摆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两个年轻姑娘站在乌桕树下笑，其中一个梳麻花辫的，正是她昨天在窗台上看见的那个姑娘——何玉英。
另一个姑娘，眉眼和陈婆婆年轻时一模一样。
“我是玉英的亲姐。”陈婆婆端着碗热水从里屋出来，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当年我比她早半年下乡，就分在黄泥岭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