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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过后的麦场渡，河风里飘着新麦灌浆的清香气。林深踩着青石板路往村支书陈守义家走的时候，裤脚沾了半圈湿泥。他是县文化馆做地方史整理的，上个月接了个任务：修缮村西头那座闲置了三十年的老供销社，改造成村史陈列馆，顺便收集渡口里的老故事。
老供销社临着渡口的古码头，青砖墙上爬满了凌霄花的藤蔓，门楣上“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还剩小半，窗户纸早被风撕得七零八落。林深第一天来清屋子的时候，在墙角堆着的旧账本底下翻出个铁盒子，铜锁锈得死沉，他找块石头砸开，里面没有值钱东西：半支缺了嘴的银簪，一张1992年的麦场渡小学春游合影，还有个磨得起毛的蓝布笔记本，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两个字——苏晚。
陈守义今年六十八，背有点驼，听见林深报出“苏晚”两个字的时候，手里的搪瓷缸“当啷”磕在桌沿，浓茶泼了满膝盖。他慌慌张张抹了两把，把林深拽到堂屋，闩上门，烟卷点了三次才点着：“小林老师，这名字……在咱麦场渡，快三十年没人提了。”
1992年的麦场渡，渡口的码头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南来北往的货船在这里停，供销社的柜台从早到晚挤着人，打酱油的、扯花布的、换火柴的，孩子绕着柜台跑，卖糖人的敲得铜铃叮当响。苏晚是那一年开春调来供销社的售货员，才二十岁，扎麻花辫，眼睛亮得像渡口清晨的河水，写得一手好钢笔字，打算盘算账比男工还快。
所有人都喜欢苏晚，除了渡口里的懒汉张二棍。张二棍爹死得早，娘改嫁，整天游手好闲，偷摸摸狗是常事，还总蹲在供销社门口，盯着苏晚的背影吹口哨。苏晚性子软，从不跟他吵，只是每次看见他来，都把柜台里的钱匣子锁得死死的。
那年麦收前的一个雨天，供销社的钱柜夜里被撬了，里面装着全村人预备买麦种的八千块公款不翼而飞。第二天一早看门的老李头吓得瘫在地上，第一个喊来的就是当时的村支书，陈守义那时候才三十出头，领着全村人搜了整整一上午，最后在张二棍的草屋炕席底下翻出了用报纸包得整整齐齐的钱。人赃并获，张二棍被民兵捆起来的时候还在喊冤，说钱是有人趁他昨天去集上赌钱塞进来的，没人信——谁都知道他是麦场渡最不干不净的人。
偏巧苏晚那时候站在人群外面，脸白得像纸，忽然说：“不对，昨天后半夜我在供销社门口看见人影，个子没张二棍高，走路一瘸一拐的。”
人群瞬间炸了。张二棍腿好好的，渡口里瘸腿的，只有当时的供销社主任周庆。周庆是退伍兵，以前剿匪的时候腿上挨过枪子，他爹是以前的老村长，在村里说话分量重得很。那天周庆也在人群里，脸一下子沉下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拍了拍苏晚的肩膀：“小苏同志，你是不是昨晚值夜班熬糊涂了？我昨天傍晚就去县里开农资会了，今天天亮才回，渡口的船老大都能给我作证。”
没人接苏晚的话。那天雨下得大，泥地里的脚印早被冲没了，周庆的出差火车票、住招待所的发票全摆在村委会桌上，清清楚楚。苏晚站在雨里，麻花辫散了，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掉，反复说自己没看错。最后陈守义看不下去，劝她：“小苏，张二棍本来就有前科，这事定了，你别多想。”
谁也没想到，三天后张二棍趁着民兵看守松懈，摸黑往河对岸跑，掉进湍急的河水里，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的芦苇荡里捞上来，人早硬了。案子就这么结了，当做失足落水意外身亡。
可苏晚从那天起就不对了。她不再说话，整天盯着渡口的河水看，柜台算账也总出错，有次多找给人五块钱，自己哭了半宿。大概过了半个月，也是个麦收前的傍晚，太阳把河面染得血一样红，苏晚跟同事说要去码头洗衣服，就再也没回来。人们沿着河找了三天，只在她常站的那块青石板上，找到了那半支银簪——那是她娘临死前留给她的，从小戴在头上的。大家都说，她是心里愧疚，觉得自己没敢坚持为张二棍作证，好人受冤，想不开投河了。尸体一直没捞着，有人说顺着河漂去长江了，也有人说，她是走了，再也没回麦场渡。
“就这么……成了渡口里人人都不提的情案？”林深捏着那个蓝布笔记本，指尖发凉，“可这里面写的东西，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笔记本里的字大多是苏晚的日常，写供销社的白菜又运来了，写今天帮隔壁大娘剪了鞋样，字里行间全是软乎乎的烟火气。但翻到最后十几页，字迹开始抖，墨水晕开了一片：
“6月12，雨。我看见他了，后半夜从供销社后门出来，裤腿沾着泥，左裤脚破了，被钉子勾的。他怀里抱着报纸包的东西，走的时候一瘸一拐，我喊他名字，他回头，手里的螺丝刀掉在地上。我躲在柱子后面，他没看见我。
他晚上来敲我宿舍的门，塞给我一卷花布，说知道我要做新衬衫，让我别乱说话。我手都抖了，花布掉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