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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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茅盾文学奖(第1/2页)
    于是，余切不再想要影响管谟业，他觉得管谟业能受影响最好，管谟业毕竟是很有才能的人，但不受到啥影响，也无所谓。
    人们把管谟业这个作家妖魔化了，要么认为他是一个有险恶用心的人，要么认为他是讲真话的良心，其实他只是一个作家。
    常常请客吃饭的余切，这一次也请管谟业吃了一顿，然后一反常态告诉他：“按照你的想法来就行。”
    可想而知，管谟业有多诚惶诚恐——这像是那些整死美妾的残暴皇帝的免责声明，先笑嘻嘻开玩笑，请求做某事，等美妾一答应了，然后就砍了美妾的脑袋。
    管谟业吓了一跳，饭也不吃了，脸也白了：“余老师，我改呗，我改。”
    余切却摇头道：“我之前思想出了问题，我总想着走捷径，用一点儿小的行动，影响将来大的事件。但是我忘记了，我自己就是最大的捷径。”
    管谟业当然不知道余切在说啥了。
    余切说：“你去吧，你的写的好，非常好。你也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作家，在我们这些学员当中，其实我最看好你。”
    “但是，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写，就那么来吧。”
    管谟业给吓坏了，又感动，又察觉到一种寒意。然后呢，还本能的觉得余切可能要写点东西了。
    是啊，从芥川奖之后，余作家已经没有写过了。
    拍电影、搞慈善和做文学讲师，占据了余切的时间，读者已经期待他太久。
    到底他能写出什么样的，对上什么样的事件，大家都十分期待。
    文学进修班临近结课，课程变得很轻松，留给学员们很多创作的时间。所有学员们都在冥思苦想，按照他们历史既定的流派，写出了他们关键的作品。
    管谟业的自然是那一篇《白狗秋千架》，“高密东北乡”自此诞生；余桦写出了《四月三日事件》，这又有“意识流”，又有先锋文学的特性，这并不是余桦特别出名的，却是最能代表他早期风格的，暴力、冷峻；苏彤写出了《1934年的逃亡》，他在其中创造了繁复的隐喻世界；屈铁宁、王安忆各自写出了《麦秸垛》和《小鲍庄》，一个涉及到乡村几个妇女，一个把淮北农村救灾同《圣经》联系到一起。
    这些都十分优秀，是作家们走向成熟的标志，各种文学技法对他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人类的一切文化产物都成为创作素材，有时候光看这些，甚至觉得比他们的成熟期代表作还要锋芒毕露得多。
    因为他们正像是刚拿起武器的士兵，准备把自己锋利的矛尖，对准每一个人。他们炫技一样的创造出复杂至极的故事。
    但这正是文学院的培养成果嘛。
    余切给这些做了总结：
    “现在想起来有点可惜，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些技法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小道。很多时候我们写出一个好故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用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
    “我们的直觉，选择了那些使得我们自己也受到触动的文字，于是一篇就被写出来了。”
    余桦在这半年得到了进化，他比历史上提前发挥了自己的天赋，因此他问余切：“我现在觉得我能写了，我可能一直游下去，游到我自己想要的湛蓝色的海水，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他意思我如何大巧不工，化繁为简。
    是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正是余桦的第一次转型，他从一个哨的先锋作家，变成了现实题材的作家。
    为了回答余桦的问题，余切讲起了自己在高中毕业那一年，把第一部《天若有情》投到邮局的事情：“那个人一开始根本不搭理我，然后我让他看了一段时间我的，几分钟之后，可能更短的时间，他忽然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帮我装订？”
    所有人顿时大笑起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被瞧不起，然后一下子出名。实际上呢，这些人都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就算是路走的比较坎坷的余桦，他成名的速度也远远快于大多数网文写手从签约到万订的速度。
    余切说：“你看，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就想起这个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也想起这个时候。”
    不久，新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发。
    这一次的茅盾文学奖时隔三年，囊括了从82年下半年到85年年初之间的作品，一共有三部入选。余切的《新现实合集》被公认为过去三年综合影响最大的长篇，其总销量已经数百万，它的获奖当之无愧。
    另外两部是《沉重的翅膀》和《黄河东流去》，一个以虚构的汽车厂改革为主线，反映四化建设、工业改革；一个追溯到沉重的抗日时期，描述黄泛区人民在“黄口决堤”时间发生后，可歌可泣的十年经历。
    前几届茅盾文学奖神仙打架，几乎所有都入选“70年7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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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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