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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恩惠的善良幸存者的帮助下，他得以以牧民的身份暂时糊口。
然而，他的新生活与他童年时的美好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他长时间地辛勤劳作，却只能换来微薄的报酬，勉强维持生计，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数多布鲁贾幸存者的愤怒与痛苦愈发强烈，伊万对失去的美好生活和看似黯淡无光的未来充满了深深的哀伤与无尽的哀悼。
正是在这片充满潜力且酝酿着无数不满的土地上，革命性的智者贝拉丁选择了多布鲁贾作为他发动起义的起点。
贝拉丁于1359年出生于一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土耳其穆斯林加齐战士，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希腊东正教徒。他的早年生活如同一幅宗教共存的画卷。
贝拉丁的成年生涯始于奥斯曼军队中的军事法官卡迪之职，而后他深入探索神学的奥秘，在科尼亚与开罗的神学学府留下足迹，甚至远赴波斯融入到神秘的萨法维什叶派穆斯林社群，从中汲取智慧与启迪。
在与各宗教信仰的广泛接触过程中，点燃了贝拉丁内心的思想火花，特别是在什叶派神秘主义的教义中，他找到了灵感，进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泛神论信仰——“存在的一体”教义。
他严厉批判脱离了上帝旨意而人为创造的社会阶层，他认为这些刻意创造的阶层阻碍了每一个个体与上帝一体共存的终极目标。因此贝拉丁积极倡导穆斯林与基督徒间的绝对平等，主张废除私有财产，构建以平等的社区和公有制的社会蓝图。
在奥斯曼国权力真空的动荡时期，贝拉丁在王位争夺者，控制着鲁米利亚的穆萨王子麾下担任首席军事法官。
凭借这一显赫地位，贝拉丁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信仰，吸引并汇聚了一群忠诚且充满激情的追随者。他将肥沃的土地从高门贵族剥离，慷慨地赐予忠诚的普通战士和穷困民众，这一举措不仅加深了他在民众心中的威望，也使得他的教义被鲁米利亚许多民众所接受和传播。
然而，随着穆萨王子在1413年被穆罕默德一世击败，贝拉丁也遭遇了流放伊兹尼克的命运，其追随者、以及那些被赐予土地的民众一瞬间就失去了他们所短暂拥有的土地。
穆罕默德苏丹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的愤怒与不满，加之奥斯曼社会内部因战争而失去财产的战士、失权的官员、重负下的农民、破产的商人与工匠数不胜数，贝拉丁更加坚信奥斯曼统治的崩溃已近在咫尺。他视在奥斯曼家族废墟之上建立一个全新且平等的世界为己任。
1415年，贝拉丁暗中逃离流放地伊兹尼克，携同忠诚的追随者前往锡诺普，意图高举革命的旗帜，如同野火般在鲁米利亚与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播撒他的信仰火种。
自锡诺普港扬帆，他穿越黑海抵达瓦拉几亚，在那里找到了渴望在奥斯曼领土制造混乱的支持者，瓦拉几亚公国的公爵，伟大的米尔恰。在米尔恰的资助下，贝拉丁于1416年夏，在多布鲁贾的德里奥尔曼地区（意为“狂野之森”），正式举起了反抗奥斯曼统治的大旗。
德里奥尔曼以其广袤无垠的密林著称，是贝拉丁熟知的战场。他深知当地人的苦难，也明白如何赢得他们的支持，更意识到这片崎岖之地能有效削弱穆罕默德大军在人数上的优势。
与此同时，为了响应贝拉丁，他的追随者在伊兹密尔和萨鲁汉也同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由他的首席弟子博尔克鲁杰·穆斯塔法领导。
这场叛乱汇聚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不满的加齐人、失去土地的西帕希人、神学院学生、犹太商人、水手、工匠、穆斯林与基督教农民，形成了一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信仰的大起义，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都燃起了反抗的熊熊烈火。
伊万早已知晓贝拉丁是一个公正、睿智与备受尊敬之名的智者，他被其教义深深吸引。因奥斯曼王子间的残酷争斗而失去一切的伊万，起义肇始便毅然拿起武器加入了新生的起义军。
他因熟读经书、又通文字而被任命为百夫长，负责指挥一支由百余名曾在奥斯曼军队中历练的士兵组成的分队。
从起义的一开始，起义军就意识到想在正面战场上与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奥斯曼大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他们选择了游击战术，准备利用多布鲁贾的茂密森林和复杂的地形，对奥斯曼军队实施两翼与后方的突袭，破坏其后勤补给线，同时避免正面决战。
伊万凭借其敏锐的战略眼光与坚决的起义决心，迅速在叛军中崭露头角，成为贝拉丁起义的关键人物。
面对这一威胁，深谋远虑且意志坚定的穆罕默德苏丹迅速意识到贝拉丁叛乱对其统治的严峻挑战。他毫不犹豫地从塞萨洛尼基北上，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多布鲁贾，决心扑灭这场反叛之火。同时，他命令安纳托利亚当地的各总督立即镇压当地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