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0章公权给予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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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伦心里如此想，嘴中当然不可能如此没有情商：“府尹帮扶之力，小可当然不敢或忘。只是酒坊的损失，其实也是三皇子和滕府尹之失！毕竟早一天建成，便早一天有产出。既然府尹难做，此事小可便依府尹之意不再追究，唯担心裘家不肯善罢甘休，再来骚扰工坊，却是不可不防！”
    滕府尹这才有了笑脸：“无妨。裘家若敢再来妨碍工坊做事或者为害工坊，朝廷的律法也不是摆设，那时定不会轻饶！
    声色俱厉地说完之后，立刻又摆出一幅推心置腹的模样：“其实山水郎的损失，某也想好了弥补的办法。安仁村虽属祥符县，却离东京极近，便免去了你的过税；至于商税，工坊里的货物不计品类、数量，均行值百抽三之法，你看如何？”
    如何？当然是绝对的利好！只是这样，难免有损公肥私之嫌。
    按照宋朝制度，商税分过税和住税两种。所谓过税，就是以关征收，每关值百抽二；所谓住税，值百抽三。
    像从安仁工坊把肥皂运往东京，在城门下只有一关，每块香皂共收税一文二厘。在东京卖价百文一块时，官府收税三文。
    所以香皂每块售价百文中实含税四文二厘。
    对比每块肥皂百文的售价，当然不值一提。
    但是理论如此，实际不是这样的，这就牵涉到各级官吏执行税务的力度。
    当初在统一过程中，为了能成功消灭掉各个地方的割据政权，北宋就大量鼓吹说凡是我朝军队所到之处，都把首要任务放在“去民疾苦”上，减少那些苛捐杂税。结果实际上，北宋政府成功继承了割据政权们对各种各样杂税的征收，连后来朱熹都说前朝的盘剥之法“本朝皆备”，民众的负担不减反增。
    之所以说宋朝的征税范围跟之前朝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于平民百姓的平常劳动生产、所有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征税。比如，进京赶考走远路经过税务关卡、身上带有的铜或铁制的钱币要被征税，结婚娶妻或把女儿嫁出去要被征税，家里起房子要收税，还有犁头等农具也要征税，等等
    从安仁工坊到东京，看似只经过一道城门，却要打点守城的官兵，基本上每车货物没有个一、二十两银子是过不去的，这还都算好的。
    进了清风楼的仓库之后也不是万事大吉了。商社要售卖，会有官府的人来收税。除了货物本身的价值之外，税丁的好处是要的，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也要打点，像年后就来过几拨人。
    开封府的副牌军王庆，想打秋风，被吓跑了；
    有个甚么行会的行头，想要垄断肥皂在东京的销售，及全盘代理京城之外的全国销售，因王伦不在，事还悬着；
    清风楼所在的地方的厢虞侯，要把自家侄子放进商社里，还索要清洁费、扰邻费（因大宋商业与住宅区是分开的，聚义商社所在的两层楼靠近居民区），在得知滕府尹是聚义商社的后台之后，这才作罢。
    原本王伦认为的天下太平，随着他的生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是谁都想把它当作肥肉吞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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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他按月付出的八千贯起了作用。上回王庆来打秋风，杜迁直接叫动了开封府的公人，把其拿下痛打一顿，始知是滕府尹的首尾。王庆是什么人，一个有官府执照的泼皮，愣是没敢再来叫嚣。
    官面上好处理，私下里的事就不太好办了，特别是那个什么行会的行头，十分的有来历。
    行头，也叫行首等，是行会制度的产物，类似于今天的行业协会。
    行会制度发源地唐，成熟于宋，明清时达到顶峰，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宋，不管你从事哪一行的商业，都要与行业协会打好关系。一般地，商业称“行”，如米行、酒行、食饭行等；而手工业则称“作”，如腰带作、金银镀作、锻作等的生产制造，其实等同于“作坊”。
    像王伦的安仁工坊，严格意义上其实应该叫做肥皂作、酒作、香料作（花露水）等。
    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就叫行首。从本质而言，行首仍是商人，不是官吏，手中没有公权力。但由于经常游走于商人与官府之间，行首一定程度上拥有“胥吏”的性质，形同行业地头蛇，影响力有时比官府还大。
    所以宋人叶氏所著《水心先生文集》有曰：其权柄足以动摇守相者，今之所谓堵录，行首、主事之类事也。
    大相国寺通常是行会势力最明显的地方。未入会的散商，通常只能在大相国寺周边兜揽生意。像王伦，最初就没机会进入核心的商位，只不过机缘碰巧一炮打红了而言。即使这样，也差一点被青草蛇李四搅黄了。
    据说他的后面就是做皂角类生意的皂作一班人使坏，因为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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