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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秘密拍摄的《沉默的证词》在柏林电影节首映，获得特别评审奖，影片结尾打出一行字：“本片素材来源于中国民间自发的记忆守护者。”
压力与支持交织，大宝却愈发清醒。他知道，这场战斗不是为了对抗谁，而是为了让那些从未被命名的生命，拥有一次被称呼的机会。
四月初的一个傍晚，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在两名年轻人陪同下来到驿站。她叫陈玉兰，河南信阳人，1960年时是县医院护士。她带来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里面装着三十七张泛黄的病人登记卡，每一张背面都用铅笔标注了真实死因：“饿死”“吞观音土致肠梗阻”“母子同亡（母亲食胎盘）”。
“我当时不敢写在正式病历上，”老人颤抖着说，“只能偷偷记下。我以为没人会看，可我一直留着。现在，我九十岁了，我不想再当沉默的帮凶。”
大宝郑重接过铁盒，安排专人扫描归档。当晚，“百人口述直播计划”第三场特别专场开启，主题为“白衣者的良知”。陈玉兰虽未露面，但她录制的声音透过耳机传遍全国：“医学誓言说‘不伤害’，可我们给饿极的病人开‘维生素片’，明知道那是淀粉丸。我们配合同谋，因为我们怕失业，怕被打成右派。今天，我请求原谅??不仅是为我自己，也为所有低头写字的同行。”
那一夜，超过三百万人在线聆听。许多医生留言：“我们在抗疫时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可从未学过如何面对制度性谎言。”
风波未息，新的线索又至。
一周后，甘肃马营镇张桂芳的孙子张建军来电，称村里一位九十三岁的老支书临终前交代家人：“坟后榆树下埋着一本账本，记的是哪户交了多少粮，哪户饿死了几口人。交给南锣鼓巷的大宝同志，就说……我对不起乡亲。”
大宝亲自带队前往。在村民协助下，他们在老榆树根部挖出一个陶罐，内有一本用油纸包裹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1959年秋征任务：每亩征粮四百斤。实际亩产不足百斤。全村共饿死四十一人，其中儿童十九名。”
这份账本成为“饥饿不是传说”线下展览的核心展品之一。展览最终选址于杭州一座废弃纺织厂改造的艺术空间，为期一个月。入口处设置一面“名字之墙”，镌刻着目前已知的五千零二十三个死者姓名；展厅中央摆放着三百七十二封信的原件复制品，参观者可戴上耳机聆听朗读；最深处是一间黑暗房间，墙上投影不断滚动播放各地寄来的老照片：空碗、瘦童、荒田、坟堆……
展览开幕当天，三千余名观众冒雨前来。有人跪在名字墙前献花，有人抱着孩子低声讲解，还有位老人站在干馍片展柜前泣不成声：“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块吃的……她自己喝观音土汤。”
尽管官方未作任何表态，但媒体暗流涌动。多家地方报纸以“民间记忆工程引发社会反思”为题进行报道，某央媒微博短暂转发相关内容后迅速删除，却已被截图广泛传播。
五月的第一个清晨，大宝收到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位定居加拿大的华裔教授，其父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60年死于饥荒。“我母亲一生未再提那段往事，直到去年去世前，她拉着我的手说：‘告诉你儿子，我们不是懒，不是笨，是被人夺走了命。’感谢你们让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在你们的数据库里??SWQ-ZMD-193，李德福，男，42岁，死因：饥饿引发的心力衰竭。”
大宝读完邮件，推开窗户。北京的春天终于来了，槐花香气随风飘入屋内。他打开日记本，写下新的一行：
>“历史不是任人涂抹的墙，而是无数个体生命的总和。当我们开始倾听那些曾经被silence的声音，重建的不只是过去，更是未来的良知底线。
>这条路还很长，但每一步，都有人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