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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阮大铖的奏疏送去文渊阁，让大臣们议议，这清查隐田还只是刚刚开始，就有地方乡绅挑唆乡民殴打朝廷钦差，真的好得很啊！”
朱由崧语气很不善，想做点事情就这么难，就会出现各种阻力。
虽然从奏疏里看出，阮大铖在民乱一事扣帽子，准备要搞事情。
至于乡民暴乱闹事，阮大铖的奏疏里说得很严重，对朱由崧来说，还真不怕地方上闹。
现在这大明地方上各种矛盾积怨已久，爆发出来了才好，可以对症下药。
现在你们这些士绅挑唆乡民暴乱，这理由不就是有了，那我不就是可以狠狠的整治一下地方乡绅了么。
还有乡民们的诉求也出来了。
那我趁机把大明税赋制度做一下改革，很合理吧。
改革并不是一刀切，改革也得步步为营，一步步整改，要让大部分人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传旨曾英，让他率师驻防江阴。”
“是。”
虽然朱由崧相信这次民乱闹不起来，但以防万一，兵肯定是要调的，地方上的巡检司和那些府兵衙差，他一点都不信任。
曾英虽然是福建人，但他从小跟着做官的父亲在四川生活长大，所以和江南士绅之间是没有什么牵扯的。
这些地方士绅们如此胆大妄为，那就顺势加快税赋改革进度。
这大明朝混乱的税赋制度真的要改了。
明朝纸面上的农税是非常低的，可以说在历朝历代都是最低的。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农民，当了皇帝后，格外注重与民休养生息。
洪武初年，朝廷要打仗，农业税定为每亩三至四斗，后来官仓丰盛，减为每亩一斗米，差不多18.9斤。
对于江南来说，这个税赋真的不多，江南耕地一年收成普遍都是超过2石以上。
还有商税，明初朱元璋定的是百分之三点多，到了明朝中后期，被文官们降为百分之一点几了。
唐宋元时期的农业税赋大概定在百分之七，而明朝的农业税赋才百分之四的样子。
明朝实际耕地应该在8亿亩的样子，现在朱由崧控制的地盘，耕地面积占比绝对超过了一半，那也有4亿多亩。
就算以4亿亩耕地计算，每亩19斤税赋，就有76亿斤农业粮税。
按一石180斤算，该有4200多万石，扣除运输损耗百分之四十，还有2500万石。
但是实际情况呢，去年弘光元年的粮税不足1000万石，只有额定的三分之一。
这还是朱由崧自己搞了个皇家商行，平稳了南方粮价，让粮税没有那么多折色和火耗损失。
大明的农业税赋，有很多都是从农民手里收的实物，这叫“本色”
然后按一定比例改征银钱财物抵税，便称为折色，又叫折征、折纳、科折或折变。
其实折色制度可以说，是一种以实物税向货币税过渡的桥梁。
但是这个折色制度漏洞太多，恰恰成为官员们敛财的手段。
为什么大明的税赋不高，底下农民和上头的皇帝却都苦不堪言，朝廷收不到额定的税呢。
因为有一群贪官污吏在当中间商赚差价，利用税赋捞得盆满钵满。
贪官污吏利用折色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情况，可谓是比比皆是。
他们上下勾结，营私舞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
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
可以说农民有苦无所诉，朝廷又没收几个钱，还担着骂名。
现在朱由崧就是要想办法改革收税制度，砍掉那些中间商。
要在各地设粮站，统一度量，统一价格，再专门统一的运输。
朱由崧觉得改革大明税赋，就必须要先搞农税，接下来才是要改革商税。
事情总得一步步来，要不然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到蛋。
现在还是农业社会，必须先稳住了农民，有了稳定的农税基础才能动商税。
经历过扬州盐商官员勾结；设置市泊司时地方引倭盗劫掠；知道想平平稳稳改革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会用阮大铖。
因为阮大铖会搞事情啊。
现在清查田亩就有士绅挑唆暴乱，殴打朝廷钦差，朱由崧也算是能理解当初万历皇帝的苦衷了。
万历皇帝为什么会绕开文官系统，派出矿监税使搞钱，那也是没办法，因为用那帮文官是永远也完不成任务的。
万历初期，朝廷一年税收2200万两，其中农税占了绝大部分，商税占比太少了。
明朝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茶税、市舶税、通过税、营业税。
万历一年2200万税赋，商业税才300万两，其中盐税又占大头，其他商税都可以说忽略不计。
原本万历皇帝以矿税来增加收入，无